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

中宣部从来都是这个党管制全国人民思想的工具。但胡耀邦和朱厚泽当部长时却是例外,他们两人都要把它办成思想解放部。然而大局不变,这种良好愿望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两位深得人心的共产党员都是因为不得志于本党,以致抑郁而终。

至今,朱厚泽在部长任内所倡导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仍为人们所乐道。这是朱厚泽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在政治上为受压的思想界争取最大自由空间的策略。作为中宣部长,这是他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了。

实际上朱厚泽并没有停留在共产党一个领导干部的水平上,也没有满足于从政治上争取“三宽”。他的思想早就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即使已经被排斥到边缘,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往前走。从他的大量遗稿来看,这位政治家留下的精神财富,足以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骄傲。只是长期以来,这一点不为世人所知。虽然他有深刻的理论思维,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三宽”部长的政治形象。这种理论和政治的脱节现象,正是钳制思想自由的“中国特色”之一。他生前曾经谈到这一点:“很多的文件都是折中的,都是妥协的产物,因为要让大家都接受,所以文件都具有不彻底性。只要是文件,就是如此。”“思想家的东西只有在他自己的著作里能够比较真实地体现出他思想的彻底性来。”

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在他未来得及发表的遗稿里,果然表现了这种思想的彻底性。他对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且有惊人的见解。

邓小平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是不可冒犯的禁区。但是朱厚泽却在遗稿里,对许多所谓“经典”原理都提出质疑,或者干脆把它推翻。本文仅举数例。

推翻《新民主主义论》

中共党内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好的,如果夺得全国政权以后,一直实行“新民主主义”,中国就不会走那样长的弯路了。包括赵紫阳在内,都持这种观点。

然而朱厚泽却超过了他们。他说:

“紫阳作为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正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但是,要从思想理论上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

他的理由是:

第一,时代判断错误。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边讲,二十世纪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这个时代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更加发展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却崩溃了。

第二,领导权的错误。“新民主主义”的“新”,在于“无产阶级领导”。这种“领导权”的思想,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朱厚泽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要打问号。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担负治理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部分人负担更加沉重的体力的和其它的劳动,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得到优惠并且作为这种文明体现的,恰恰是当时的上层人物,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都是上层人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阶层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第三,革命前途是错误的。毛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的“社会主义”。朱厚泽说:“我们吃这套‘社会主义’的亏吃得太多了。”

第四,从“革命”的结果来看,有人认为,我们作为民族总算是站立起来了。朱厚泽指出: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的一九四五年,那时不但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至于四九年的建国,“那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中央决定个什么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汇报,要得到那里点头,你独立个什么?!”“至少在建国初期,中共事实上是苏共的下属。”

据我所知,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深刻的批判。在此以前,党内左派和右派在毛泽东的问题上虽然有很大分歧,但对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却一致肯定,认为他“革命有功”。

邓小平在起草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最关心的不是毛泽东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而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而他之所以能把毛的旗帜再度强加给全党,也就是靠毛“革命有功”,靠“新民主主义论”还能被全党所接受。

如今朱厚泽把“新民主主义论”的根子给刨出来了,用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精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前提到实践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原来毛泽东用来吸引人的“新民主”,乃是骗人的假货。其中“民主”只是手段,只是外壳;那个“新”字才是目的,才是核心。什么是“新”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其实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党的领导”,而这个“党的领导”,也就是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是自从一九四三年中共在延安把“最后决定权”交给毛泽东以来,七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天经地义。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灾难,中国人民太熟悉了!如果追根溯源,奠定这些灾难的理论基础,正是“新民主主义论”里面那个“新”字。朱厚泽第一次把它的外衣揭穿了,这是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解剖“党文化”

作为已经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执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跳出权力的腐蚀,毅然和“党文化”决裂,并且反过来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在阳光下解剖给大家看,这是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给人们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

“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依靠政治高压,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用集体的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全社会的控制。朱厚泽是把它和启蒙作为一组对立物来研究的。“对启蒙来说什么最重要?个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而‘党文化’呢?讲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他认为,“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并且批评了周扬把延安整风当作“思想解放运动”的说法。而且他还有一个语惊四座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因为“党文化”从整体上消灭了个性和自由,把中国人全都控制起来了。他说:“当初,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以“山之骨”自励的朱厚泽,对“党文化”深恶痛绝:“‘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能够形成四面八方的渗透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人们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处冠面堂皇地表演,实际上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朱厚泽剖析了滋生这种“党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人是从农村底层来的,这些人知道的党就是帮会。至于现代政党,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人一讲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该坐天下,他认为结党就是干这个的。他怎么知道工业文明社会中的议会民主,政党之类的东西?”他指出:“‘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但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有的是非常落后的东西,可以说是乌七八糟。有的在国民党时期也是令人不齿的东西,竟在共产党那里又死灰复燃。解放初期,南下干部里面,有的带着自己一班子人,炊事班长成了粮食局长,此类事情不胜枚举,说明什么?说明农耕文化的宗族、帮会之类的观点在起作用,并通过武装斗争推向全国,发扬光大。”

经过几十年曲折的道路,虽然今天中共整体的文化素质略有提高,掌权者也终于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但是与现代文明不容的“党文化”依然存在,所以朱厚泽说:“改造‘党文化’的难度很大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了。”

既不“社会”也不“民主”

被排斥在政治核心之外的朱厚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正因为远离政治,他在理论领域也就可以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没有必要躲躲闪闪,转弯抹角,以免误触政治地雷,也不必披红挂绿,粉墨登场,去讨好官方了。

应当怎样认识当今中国社会?这位“山之骨”的回答真是掷地有声。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朱厚泽用八个字把它们的外衣剥个精光:“既不‘社会’也不‘民主’。”这简直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的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

朱厚泽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如下说明:(原文不长,晓畅易懂,另加解释都是多余的。)

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普适价值——五个一般

朱厚泽不但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同时也没在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旁边停下脚步。他已经跳出历史唯物论所推演的“五种社会形态”,而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归宿概括成“五个一般”,并且用它作为中国的走向。

因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所有的“社会主义”,至今都不过是一种理想,并未经实践证明。恰恰相反,已经有过的实践,不论共产党执政还是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都陷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的泥潭,更不要说政治独裁和思想禁闭又扼杀了整个社会的生机。所以它们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包括“社会主义祖国”原苏联在内,全都回过头来重新踏上人类文明的正道了。虽然有几个国家还硬着头皮挂着“社会主义”招牌,那只是为了维护“法统”。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上台的。 其实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早就靠资本主义过日子了。这都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朱厚泽没有对它多费笔墨,而是直接把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的未来。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走向,朱厚泽根本没提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五个一般”: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民主法制国家一般,

第三,公民社会一般,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一般,

第五,当代人文精神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荣)。

这五个“一般”其实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达到这“五个一般”的过程。这“五个一般”是不是已经准确地概括了现代文明,当然还可以研究,另外,每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路程,也都会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点,总是共同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朱厚泽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句话就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实质: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包括领袖人物和理论家,从来无人涉及,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没有任何人达到这个高度。

衣带渐宽终不悔

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其实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其中有改良,有革命,有和平演变,有武装斗争。从社会发展方向来说,有时进步,有时倒退,或者某个方面有进步,而另一些方面在倒退。一般说来,科学技术层面的东西,总是或快或慢在进步,而经济,政治和文化,却是有进也有退。尤其是中国政治,一百多年来,在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所以总是反复无常,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用强力勉强维持一种高压下的“稳定”而已。其实这种“稳定”,只是在给更猛烈的爆发积累能量,当然谈不上“和谐”。这种“中国特色”,如果用“五个一般”来衡量一下,只有“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这两条,多少还有些共同之处。而“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和“当代人文精神”这三条,就很难找到什么共同的东西了。所以,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许多方面,距离现代文明还相当遥远。

朱厚泽是共产党内的异数。所以这个党容不下他,然而他一直没有忘记参加革命的初衷,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始终关心国家命运,虽然被丢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二十年,但他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即便坐在冷板凳上,仍然为国家的前途煞费苦心。他始终不渝地盼望中国能真正开始全面改革,尽快和平地转变为宪政民主国家,早日进入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殿堂。

然而现实却使他失望:“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要实现真正的转变,我不持乐观态度。原因是它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还特别受到利益的干扰。”

在这里,他又表现出政治家的明智和“三宽”胸怀:“我们不是主张越乱越好的,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没好处。”“我们不主张推翻重来。但是,要改良,要改革,必须是领导要接受群众的要求,要响应社会内外的要求,如果领导人不接受,改良改什么啊?”

据他估计,“在内外压力下,当今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不会没有改变,这些改变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我们也是欢迎的。”他担心的是:当政者“由于利益的制约,如果始终跳不出来,那么这种改变,常常会落在整个形势的后边。这样就会进一步促使矛盾的激化,而且还可能酿成新的事件。”然而历史脚步不可阻挡,社会如果不能和平演变,就只能酿成暴力革命,整个社会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朱厚泽说:“我们是促进派,即促进社会的变革,我们都是改良主义者,不是革命家,解决制度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求在一天内完成,也不是要求一句话,也不是说让政府散了架不管就行了,而是要有步骤地推进政治改革。”

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底线,是真正实现宪政民主。不过他很清楚:“从根本上要解决一党专政的体制。现在我还看不到这个前景。而不从根本上转变,矛盾就很难解决。”

他对中国的前途,可以说有信心也有担心,有决心也有耐心。万恶的病魔在朱厚泽最后的时日里,对这位终生宽厚待人的长者进行了可怕的折磨。他就是带着这些未了的心情,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和朱厚泽没有共过事。他出掌中宣部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不过彼此都知道名字,算是“神交”吧。后来有些见面的机会,相聚的时间也不长。我原来对他的了解,也就限于“三宽”。

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发现他有许多遗作。原来他在精神上如此富有,在思想上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不单跳出了毛泽东的樊笼,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框架。实在难能可贵!可惜这些著作面世太晚了,当人们看到的时候,它的作者已经永远离开人间,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为寻求真理而切磋琢磨了。这真是思想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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