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痴翁非痴——弔洪林

才弔呆公,又哭痴翁。我心忧伤,谁人与共?

痴翁与呆公同岁。去年11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际,痴翁李洪林正在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急通 Skype,我见他状况不错,为之庆幸。不料,仅仅过了半年,2016年6月1日,痴翁也随呆公去矣。

经理性的启蒙而投身革命

李 洪林,1925年生于辽宁盖平县的穷乡僻壤。家中四个孩子,夭折了三个,洪林是硕果仅存。生于贫贱,又当国难临头。“九一八”事变后,六岁的洪林跟着父母 流亡。东三省人唱着《流亡曲》涌入关内。《流亡曲》的唱词中有两句:“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洪林一家,浪迹天涯,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的十来 个省市。颠沛流离,学无定所,少年洪林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生活困苦,命途多舛,又逼着少年洪林必须思考,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思考这个国家所呈现的社 会。

上大学,李洪林进入了西北农学院。大学是一个信息比较自由的地方。在这以前,他只知道国民党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一个政党”。现在他知道,除了这“一个”,还有另“一个”。学校的政治课是《三民主义》,听起来很乏味。勤于自学、善于思考的李洪林,想在“三民主 义”之外,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一找就找到马克思主义。李洪林“赤化”了。学长李殿成是他的启蒙者,但李殿成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1946 年6月30日,李洪林问李殿成:“我们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李殿成说:“我就是共产党。”李殿成是地下党特委书记,非但可以介绍李洪林入党,而且有权批 准。他严肃地对李洪林说:“你要记住这个日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但这个“新的政治生命”给肉体生命带来了危险。那时参加共产党,被 国民党抓去是要杀头的。李洪林认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一心一意为此而献身。他自称,当时的心态好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他在《自 传》中说:“我走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经过思想上的理解,然后投身革命,参加组织。”参加革命还有别的什么道路?有的,那就是“打土豪、分 田地”的道路。

80年代 ,李洪林的“自由化”同伴们,也是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诸如已故的王若水、方励之、刘宾雁、于浩成,以及如今健在的阮铭、郭罗基等,都 是40年代在学校中参加地下党的青少年;年长一点的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胡绩伟、戈扬等,也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自由化分子”没有一 个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打江山的时候,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几个,主要的成分是农民,农民中的先 锋是流氓无产者(即痞子先锋)。另外的重要成分是城市知识分子。共产党内起作用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先锋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是为了翻 身,为追求利益而翻身。当他们翻过身来,又会把别人压在身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献身,为追求理想而献身。精神上的需要超过物质上的索取。这两部分不 协调的人,在共产党内演绎出许多惊诧的故事。

千里跋涉赴延安

李洪林入党后,积极投入学生运动。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全国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西北农学院也风起云涌。李洪林被推选为罢课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通电。他所主编的《农经通讯》,传播“反饥饿,反内战”的消息,引起校内三青团的注意。

1947 年下半年,时局紧张。地下党领导人李殿成离开西北农学院时,向李洪林交待任务,要他“独立作战”。年底,李洪林毕业,根据李殿成的通信指示“到农村去教 书”,到了郿县的乡村师范。他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地下图书馆,流转进步书籍,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这个地下图书馆被国民党派来的“教导主任”(特务分子) 发现,进行追查。李洪林担心案发,迅速脱身,离开郿县。

1948年11月,李洪林与李殿成冲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又横跨华北和西北两大解 放区,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到达延安的最后一站,有90多里路,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早上路,走得特别快。太阳还没下山,远远望见宝塔山,李洪 林来到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心情激动,赋诗一首:

朝发甘谷驿,
暮见宝塔山。
辗转三千里,
毕竟到延安。

国 民党要抓他,没抓到。后来他被抓到了,投入监狱;抓他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李洪林可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却逃不脱共产党的整肃。我在十六岁的时候被 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六十岁的时候又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共产党倒没有抓我,而是把我放逐海外,二十四载,有国难归。有时,我想当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是幸 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被自己人撕咬的痛苦,也没有因理想失落而陷于悲怆。豪情满怀,死得其时。

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共 产党打天下的时候,一批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坐天下的时候,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地变成党内的异议分子。 党内的异议分子被清除出党,就成了党外的反对派。李洪林的自传,书名为《命运》。这就是命运,当年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理想主义者不改初衷与世抗 争的命运。

起初,李洪林也是这个体制的代言人。5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大跃进中,他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 《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年,“以钢为纲”,指标从535万顿翻一番,翻到1070万顿。为此,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树木,砸 了铁锅,土法炼钢。劳力都去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而炼出来的“钢”全是无用的铁疙瘩。这种狂热的劲头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然而,1959年中共 中央又制定出1800万吨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在此时,李洪林受命于胡乔木,撰写这样一篇“鼓劲”的社论,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实际地在纸面上论证“十分”、 “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篇日后让李洪林想起来就脸红的文章。

李洪林在“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而早先他还批判别人 的“自由化”。1964年3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署名为“本报评论员”(作者是黎澍)。这是鼓舞青年早日成才的励志 篇。起初,读者反映不错。忽然一道闪电,说这篇文章是提倡“只专不红”,于是展开批判。李洪林也加入了批判大军。1964年8月27日,他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必须把青年培养成合乎无产阶级需要的人才》,指责《让青春发出光辉!》是“在培养青年问题上的‘自由化’路线”。

现实在教育李洪林。这个体制总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对立面。

李 洪林在政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编辑内部刊物《思想界动态》。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张治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洋洋三万言,反映他在家乡看到的“三面红 旗”在农村造成的灾难。中央办公厅将信转到政治研究室。李洪林认为信的内容很重要,应当让中央领导人知道。于是摘了几千字,编发《思想界动态》1959年 第14期,并送到庐山会议上。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善观气色,立即扣押不发,还打电话到北京,要政治研究室收回全部刊物。消息传开, 都说李洪林出事了。接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李洪林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据说,给毛主席写信的张治水是“小彭德怀”,李洪林配合“小彭德怀”向党进 攻。《思想界动态》停刊,李洪林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为了纠正“右倾”思想,让他接触实际;但接触实际以后,他的思想却越发“右倾”了。

李洪林在农村看到的是一片衰败景象。人民公社成了农民的牢笼。农民外出要饭还得经公社批准,农民非但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完全成了束缚于土地的农奴。

1962 年,毛泽东感到大事不妙,严重的问题是难以了解真实情况。他要8341部队(警卫团)的战士回家探亲后每人写个报告。他又向几个省派出调查组。田家英负责 的调查组到了湖南。李洪林在田家英的领导下进驻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刘少奇的家乡。这个地方大跃进以来饿死很多人,有的农户死绝了。活着的人勉 强糊口,食不果腹。有一次,他访问一个六口之家,男人病在床上,女人在做饭。锅里煮的是青杏加麸皮,没有一点粮食。四个孩子围在桌子旁,桌子上是一堆稻 壳,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从中寻找碾米时遗留下来的稻粒,找到一粒,赶紧往嘴里送。李洪林自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孩子?”

调查组由李洪林执笔,如实写了一个报告。田家英认为这个报告把大跃进的破坏作用说得很透。报告送上去,毛看了非常恼火,把田家英批了一顿。田家英是有担当的,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保护了李洪林等人。毛派人去了解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报上来又触犯了逆鳞。

从 湖南回北京后,李洪林的内心冲突很激烈。入党的时候誓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农民搞得没有饭吃,这就是社会主义?最痛苦的是不能说真话,假话盛行。 他不能昧着良心讲假话,所以决心告别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作,把历年的藏书除了几本线装书都卖了,要求调动。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李洪林又随大 流成为研究人员。入了行就难以脱身。

反对“现代迷信”

唐山大地震后,李洪林被调去做救灾 工作。运送救灾物资,第一要紧的是毛的小红书和石膏像,粮食和药品还在其次。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防止“恶毒攻击”,维护秩序也在其次。一个老汉不小心打破 了毛的石膏像,竟被枪毙。毛的追悼会上,没有眼泪也要干嚎几声。凡此种种,在在皆促成李洪林的深度思考:领袖和人民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洪林的本职工作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兼职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而他全神贯注的是写文章,投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说: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理论上的“闯将”。李洪林是这批“闯将”中的先锋。

华 国锋作为继承“伟大领袖”的“英明领袖”,无以服众,只好乞求毛主席的亡灵,祭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 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继续禁锢思想、反对变革、堵塞前进的道路。胡耀邦主导的真理标准讨论,是破两个“凡是”的 法宝。只要亮出“实践检验”,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的指示就算不得什么金科玉律了。但毛主席本人还是尊神,碰不得的,议论一下都不行的,议论、攻击毛主席 是要当“反革命”的。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了思想,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又停住了。

1978年初,李洪林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科学和迷 信》。他后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过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学和迷信》。我觉得如果不从毛泽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中国不可能从泥坑里爬出来,真正走上现 代化的大道。”(《百年话沧桑》)但文章的内容还说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毛主席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迷信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解放思想的历程是很艰难 的,不能一步到位,把话说穿。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人民日报》犹豫不决,有人主张发,有人主张不 发,结果还是不发。

真理标准讨论发动后,形势有所变化。《中国青年》复刊,向李洪林约稿。他将《科学和迷信》改写为《破除迷信,掌握科 学》。文章经胡耀邦看过,建议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现代迷信”的概念,针对性更强。当时第二号权势人物汪东兴,指责《中国青年》 不登华主席的题词,没有“高举”,勒令查禁。有人把整个一本杂志分页贴在西单民主墙上,让大家公议。群情汹汹,汪东兴不得不收回成命。经过一番较量,《中 国青年》声名大振,特约评论员文章和“现代迷信”的说法不胫而走。

思想解放派有一个策略,叫做“一点一点往前拱”,不能得寸进尺,得寸进寸总可以吧。

《中 国青年》的主编关志豪,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程祖旋,远道来到北大,向我约稿。他说:“现在从‘迷信’拱到‘现代迷信’,能不能再往前拱一拱?”他们从10月 份的《光明日报》上看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造神运动”的概念。他说:“能不能从‘现代迷信’拱到‘造神运动’,再拱出神是毛泽东?”我说:“可以 呀!”欣然领命。

文革中,我长久的思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 悟。1967年6月8日,北大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 思想启蒙。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家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 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我提供了一 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 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赶浪头,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 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 元梓得了一个外号,叫“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中国青年》的 约稿正中下怀。但我要谨慎小心,弄不好会被北大的保守势力揪住辫子,翻出老账,说我有“反毛主席”的前科。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 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吗?那么,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本身能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不能”,理论就不彻底了,怎么说服 人?如果说“能”,那就不能禁止人们议论、批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要彻底”也是来自权威——马克 思。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第一篇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交稿后,《中国青年》又不敢发表了,说是“太露骨”。

这就来到了理论务虚会。理论 务虚会实际上的灵魂人物是于光远。六个组的“闯将”们,每天晚上都三三两两地到他的房间进行串联,交流信息,讨论进程。在系统清算了两个“凡是”之后,大 家认为,下一个主题应该是针对两个“凡是”所维护的尊神毛泽东。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造神运动的文章,没处发表。有几个人就说,我们到会上去“加温”。几 天之内,各个组都在讨论共产党1949年以后的左倾路线和毛泽东的责任。传出去就是外电报道的中国“非毛化”。李洪林和王若水作了长篇发言;李的题目是 《领袖和人民》,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崇拜》。

我本来也要在会上发言。张显扬、王贵秀看过我的文章后,建议 交《红旗》发表。《红旗》本是“凡是”派的阵地。主编熊复在会上作了检讨。张和王的意思是拿这篇文章去试探一下,他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熊复接到文章后, 不说发还是不发,而是“送审”。一般情况下,“送审”总是凶多吉少。这是矛盾上交,推卸责任。这一回,“送审”的是中宣部长胡耀邦,有点不一样。过了几 天,传下话来,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红旗》不得不奉命发表,刊登在3月5日出版的第3期上。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说了毛主席、毛 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了“反革命”,以至坐牢、杀头。我免当“反革命”了。但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形势逆转,我的文章还是成了“大 毒草”。

1998年6月李洪林(右)和郭罗基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李洪林、王若水的发言全文刊登 理论务虚会的《简报》。按规定,《简报》不得外传,实际上传得很广,还流行手抄本。为了冲开禁锢,人们渴望得到新思想、新观点。《简报》传到辽宁,推动了 张志新案的平反、昭雪。任仲夷主持的辽宁省委,正在重审张志新案,主张平反的和反对平反的相持不下。看了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主张平反的人们直起腰来, 说: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李洪林、王若水就该枪毙;既然李洪林、王若水可以在理论务虚会上大放厥词,张志新就该平反。张志新有什么错?不过是讲早了。张志 新的平反,追认为烈士,又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

1980年9月18、19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李洪林的《领袖和人民》。其 中核心论点“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起了震撼作用。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判刑的,大有人在。他们纷纷从监狱或劳改场所 转辗传出信件,托亲友寄给李洪林,要求为他们伸冤。李洪林把问题归纳一下,附上原件,寄给邓小平。邓批示:“请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要求公安 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限期报告处理结果。结果出来了,共有200多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有一次,胡耀邦遇到李洪林,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 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这是李洪林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出的一大贡献。
李洪林有三大贡献

李洪林还有两大贡献。

理 论务虚会原计划分两段进行,第一段由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第二段扩大到全国的理论工作者。第一段进行的时候,引发思想解放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 四方。会议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有两条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照他的指示讨论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却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 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象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小平与胡乔木合谋,将“五个否定”改造制作为“四个坚持”。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场。邓 小平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这个讲话违反了他自己参与奠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导致左倾路线回潮。

在讨论邓小平的讲话时, 我们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心情非常郁闷。当时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他所说的“四项基本原 则”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对。我们这些“闯将”一时无用武之地。对邓小平的讲话既没有拥护,也不表示反对。我记得李洪林在会下说:“我们要想想办法,总 能想出办法来的。”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家眼睛一亮,为之叫好,还是李洪林想出办法来了。“坚持什么样 的社会主义”,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但没有否定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大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写四篇“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胡乔木说:李洪 林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的党委告状了,他们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稳定了学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发,全都冲乱了。冲得好!

邓 小平讲话后,引发“说三道四”的斗争。有人“说三”,说三中全会的精神;有人“道四”,道四项基本原则。李洪林的文章是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解释四项基本原 则。他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纳入“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轨道, 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在顿挫中继续前进。

1979年初,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向李洪林约稿。李洪林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的禁区》。编者将题 目改为《读书无禁区》,作为创刊号的首选。文章面世后,有人热烈欢迎,有人猛烈反对,总之是激烈争论。《读书》杂志将不同意见同时发表,吸引了广大的读 者,初创即打开局面。首印五万册,被抢购一空,又加印五万册。无论如何,“读书无禁区”成了《读书》杂志的独家招牌。
读书有没有禁区?问题的实质 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人民有没有出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即出版自由。如果出书有禁区,所读的书已在禁区之中,高喊“读书无禁 区”有何意义?与此相关,还应当是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即新闻自由。这些都是人民理应享有的信息自由。本是公民社会的常识,在中国却是大问题。所以, 是中国的现实赋予“读书无禁区”以重大的意义。而且,自1979年以来,这一口号以及它引起的争论,至今余音不绝,就因为中国的现实没有多大改变。如今阅 读已延伸至互联网,现代科技便于信息的自由传播。道高又推魔高。中国发明了“挡火墙”,把大量信息当作野火挡在墙外,中国人只能限在墙内上网。争取信息自 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上网无禁区,建网有自由;还将是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目标。

痴心自由成囚徒

邓 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刮了一阵逆风。但思想解放的潮流强大,1979年下半年,还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顶风前进。到了1980 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的口号,则是调转了枪口,扼杀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一个收拾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其原因,一是“凡 是”派完了,“飞鸟尽,良弓藏”。而且,思想解放派的言论往往矛头向上,他们同样也要将实践标准用到邓小平身上,是潜在的威胁。二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刺激, 自由化思潮构成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理论务虚会被说成“自由化之源”。1981年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自由化思潮不是很容易就能压 下去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拉锯。直到1989年,自由化思潮演变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调动军队,实行武器的批判, 才结束了“反自由化”的一个周期,而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此寿终正寝。

“反自由化”的第一个回合是1981年批判电影《苦恋》以及白桦 的电影文学剧本《太阳和人》。1982年,就轮到理论界了。3月,中宣部召开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座谈会,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是筹办者。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 重,作了一个开明的讲话,鼓励大家“敢想、敢说、敢写”,许诺实行“三不主义”,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发言,说:外界盛传郭罗基被 调动,限期到南京大学报到,否则将户口强行迁出北京。“如果传闻属实,理论工作者怎么能敢想、敢写、敢说呢?郭罗基不就是前车之鉴吗?”邓力群拿着刊登马 沛文发言的简报,向邓小平告王任重的状,说这个座谈会鼓励“自由化”。邓小平一听大发雷霆,当场拍板让邓力群接管中宣部,而且让邓力群本人通知胡耀邦立即 执行。邓力群发动了一场政变,理论工作座谈会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变调,成为“反自由化”的批郭大会。前不久,胡乔木摔出一顶帽子: “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邓力群要李洪林整郭罗基的材料。李拒绝,他说:背着本人整黑材料是不正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应该再这样干。上海 有一份座谈会记录,反对中央“反自由化”的决策。邓力群又要李洪林去查问发言者的名单。李洪林再次拒绝。邓力群将李洪林免职,但不让他离开中宣部,而是渐 渐消磨地整人。

1983年,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邓力群作补充报告,他点名“清除精神污染”的重点 人物是六个:周扬、王若水、胡绩伟、李洪林、郭罗基、阮铭。“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维持了28天,即中道崩殂。中宣部却揪住李洪林不放,开了五次大会,进 行批判。不屈的李洪林据理抗辩,批判完了,没有结论。邓力群这才允许李洪林离开中宣部,但要他去外地。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是改革派人物,他欢迎李洪林去。李 洪林的命运和我不同,我在南京受软禁,他在福建却受重用,担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1989年天安门运动高潮期间,李洪林正在北京。5月14日,他参与了戴晴发起的十二知识分子行动,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事后,被陈希同的“平暴报告”诬为“火上加油”。他在福建被官府捉将去,押送北京,关了将近一年。

他在囚禁中度过64岁生日。回首往事,免了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却成为共产党的囚徒。感慨身世,作《六四吟》一首:

科学异化成迷信,
理论升华为风云。
钟情不悔衣带宽,
忧国竟陷罗网深。
长夜孤灯伊人泪,
万里河山儿女心。
四十三年成一梦,
劫后空余百创身。

80年代的“京城三愚”,于浩成的“呆公”、郭罗基的“迂夫”都是别人取的外号,唯李洪林的“痴翁”为自号自嘲。虽自云痴,非寻常痴,乃痴心不改、痴情不移之痴。待到“劫后空余百创身”,犹有“钟情不悔”,岂不痴哉!

自由化自有后来人

90 年代,介绍李洪林入党、并一起奔赴延安的李殿成,问:“你看这个党还像当年咱们苦苦寻找的那个党吗?”问句中已经包含了答案。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完成了 共产党的专制化。我们这一代自由化分子,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之后,又反对共产党的专制。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昔日忠诚的共产党员被共产党清除出党;也可 以说,在理想主义者身上清除了腐败的共产党。历史提出的任务是不会轻易消失的,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需要几代人为之付出努力。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会有一 代又一代的后之来者。中国的崛起,不在GDP,不在航母,只有一个自由化、民主化以至全面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东方,才可以说真正崛起了。

自由化分子李洪林,安息吧!

2016年6月
于美国奥马哈

《争鸣》201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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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网易 | 2013-04-20 10:27【转载】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本文转载自铮铮铁汉《〔转载〕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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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耀邦(一看就是个好人)一九八五年前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子女大都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父辈或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响应并身体力行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中的胡乔木儿子仗着自己老爸在新闻出版界的生杀大权,打着办杂志的晃子疯狂敛财。胡乔木的儿子涉嫌犯法后,案件请示报告送到了胡耀邦案头。报告写到因办案人员不能进入首长驻地,无法调查取证,以致案件被长期搁置。报告请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当时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一个敢在这份报告上落笔批示,胡耀邦独自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后,有关部门开始行动。考虑到那位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为了避免因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办案人员趁其到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
当天,办案人员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数量之大,要用麻袋来装。公安人员还带走了当事人。此事件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这名政治局委员是胡乔木,犯案的是其长子胡石英。事隔一天,中共政治局开会,胡乔木提前来到会场,大发脾气,厉声质问:〝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逮捕我的儿子?〞胡耀邦解释:〝三个部门要求立案审查,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结论出来了再说吧。〞继而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后才决定逮捕法办,不过只被判刑一年半,随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还不至于发展到逼迫邓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开的地步,特别是当时的陈云,虽然从来就没有对胡耀邦真正信任过,但无论是在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陈云开始都是不赞成采取非常手段的。所谓非常手段就是不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的中央全会召开就让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中途出局,陈云认为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严重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如果没有胡石英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甚至是当时邓小平身边的理论佞臣胡乔木、邓立群和同时周旋于邓、陈两位大老之间的另一位佞臣薄一波对胡耀邦都还是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态度,计划等到一九八七年秋季的十三大安排胡耀邦体面退位。而恰恰是胡乔木之子被胡耀邦亲自批捕事件导致保守派老人们一致感觉到了胡耀邦简直就是他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儿子非法敛财导致在中南海里的居家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干员的搜查之后,胡乔木曾分别到陈云和邓小平哭诉自己这位堂堂政治局委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邓、陈两人虽然没有当面表态要为胡乔木〝讨回公道〞,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觉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家里已经游走于政商之间从而迅速致富的子女们的安全开始受到潜在的威胁,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据下面的举报下令抄了胡乔木的家,明天就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当时的中共党内老人一度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警告自己身边人士和子女们: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说,还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日后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谓党内生活会上,薄一波给胡耀邦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他在担任总书记这几年,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陈云在胡乔木状告胡耀邦之后虽然当面没有做任何表态,但日后却当着几个中顾委副主任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面评论过胡耀邦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大意是他们两人原来的矛盾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党内生活范畴,观点不同罢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员的家,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进入中南海搞什么〝执行公务〞,矛盾的性质就变了。乔木同志的儿子犯了国法,正确的作法应该是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先找乔木本人谈话,那怕是让他在党内就教子无方作检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进到中南海抄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家,这是来者不善。
当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狱后,邓身边的喽啰们曾经对外放风说,石英在〝四人帮〞当政时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小平同志送过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不是?当时的中共党内几乎人人都知道胡乔木在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就是主动向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痛哭流涕地做检讨,声称自己〝思想上一时糊涂上了邓小平的贼船〞。邓小平二次复出后对胡乔木的如此恶行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还在政治上对他加倍重用,委以政治局委员高位,箇中原因就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的胡乔木曾是明里向〝四人帮〞做检讨,暗中又一直在搜集〝四人帮〞的黑材料,找机会递到毛泽东手上,同时也曾派自己的儿子胡石英秘密送到邓小平家里几次。是不是因为邓小平一直惦记着胡家父子的这点好处,所以当时的胡石英虽然被批准逮捕并判刑,但从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到被办理〝保外就医〞,他满打满算就蹲了两个多月的拘留所。
胡耀邦在历史上站起来
胡耀邦在当年保守势力的攻击中倒下,却在历史上站起来,更成为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一面明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就敢于触碰最为敏感的权力制衡问题,强调必须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监督制度,防止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一九八五年,胡耀邦毫不妥协地下令搜查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涉嫌贪腐案,坚定行动震动中南海,震慑了一批贪腐谋私的高干子弟。胡耀邦曾说:「抓反腐宁可得罪个别人, 不可得罪十亿人」「宁可一家哭, 不可一路哭」。显示他反腐尽早尽快下决心,以避免腐败像癌细胞大面积扩散的思路。
胡耀邦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深得民心的总书记,他在任期间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亲自批阅人民群众来信两千多件,访贫问苦足迹遍布全国二千多个县中的一千六百多个,其真正深入基层,真情真切关心民疾苦,力推真正的富民政策,留下了永久的人格魅力。
尤为敬佩的是胡耀邦的廉洁,他有兄姐九人,亲戚中却无一个人靠他迁入城巿,全都留在老家浏阳务农。作为胡耀邦亲外甥曾德威的儿子曾维信自食其力,在深圳卖报营生十七年,「没沾过总书记一点光」。

《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

2016-10-08 我讲的历史你别信备用号

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 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我觉得郑仲兵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 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的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着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压制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松开,当然什么都要泛起了,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四过头”:“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抓住这种“四过头”的说法,指责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正好在这个时候,务虚会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风席卷全国,所以这个会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务虚会复会的时候是三月下旬。这时,事情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华国锋要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改成邓小平讲话。其实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别人起草,他们拿到会上去念,谁念都一样。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原来我给华国锋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给邓小平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起草组(吴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乔木带领,到邓小平家里听他的指示。

这次邓小平对我们谈话的调子,和他先前“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上的乱象,一方面批评党内,就是他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那个意思,同时也批评了理论界。他整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政治家转弯真快!说变就变。我还发现邓小平真是“钢铁公司”,绝对的一言堂。连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话,更不要说别人了。记得1962年我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武汉接见调查组。他看上去一点架子都没有,谈笑风生,大家毫无拘束。可是到了邓小平跟前,只能规规矩矩接受指示。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一言堂”。邓小平是表里如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然而毛泽东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来却是那样慈祥,那样平易近人!难怪田家英生前长叹:“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测!

这个新起草组从邓小平家出来之后,再就没有事了,根本就没有开过会。邓小平的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给他写的,连起草组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一直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讲话时,才知道它的全文。

邓小平白天刚刚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京参加务虚会的各省宣传部长马上连夜把这个“新精神”传回本省,于是全国的风向立刻变了。我在河北呆过,听河北的朋友讲,省委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刚发还给社员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其实“左比右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左是“正路”,“宁左勿右”就是党性强。“四人帮”往左边跑得太远了,搞的太厉害了,所以叫“极左”。因此才要“拨乱反正”。什么是“正”?左就是“正”。就是这么个局面。邓小平的讲话,中央根本没有讨论过,他个人拿出去就讲,却比中央正式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更有权威。一篇个人讲话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做出决议,自然没有法定效力,然而却能风行全国,可见党内左的传统是多么深厚,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党领导骨干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语:“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泽东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高干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党性”特别强,听到风就是雨。三中全会刚刚使中国进入温暖的春天,“四项基本原则”掀起的反右风暴就横扫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很快就逆转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我认真看过,还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传达组到河北省传达过。我分到沧州地区,在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讲了两次。第一次讲中央人事更动,集中说明胡耀邦对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贡献,当选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第二次针对与会者强烈反映的左倾流毒,着重讲解三中全会路线,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评了农村的左倾回潮风。但我没有传达邓小平反复强调的 “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

来源: 五柳村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14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
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副局长)


*本文为李洪林先生的一个发言,经《往事》整理后印发和由五柳村上网。复为共识网转发,左小刀是共识网的责任编辑。–五柳村编者,2016年10月9日。

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

中宣部从来都是这个党管制全国人民思想的工具。但胡耀邦和朱厚泽当部长时却是例外,他们两人都要把它办成思想解放部。然而大局不变,这种良好愿望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两位深得人心的共产党员都是因为不得志于本党,以致抑郁而终。

至今,朱厚泽在部长任内所倡导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仍为人们所乐道。这是朱厚泽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在政治上为受压的思想界争取最大自由空间的策略。作为中宣部长,这是他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了。

实际上朱厚泽并没有停留在共产党一个领导干部的水平上,也没有满足于从政治上争取“三宽”。他的思想早就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即使已经被排斥到边缘,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往前走。从他的大量遗稿来看,这位政治家留下的精神财富,足以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骄傲。只是长期以来,这一点不为世人所知。虽然他有深刻的理论思维,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三宽”部长的政治形象。这种理论和政治的脱节现象,正是钳制思想自由的“中国特色”之一。他生前曾经谈到这一点:“很多的文件都是折中的,都是妥协的产物,因为要让大家都接受,所以文件都具有不彻底性。只要是文件,就是如此。”“思想家的东西只有在他自己的著作里能够比较真实地体现出他思想的彻底性来。”

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在他未来得及发表的遗稿里,果然表现了这种思想的彻底性。他对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且有惊人的见解。

邓小平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是不可冒犯的禁区。但是朱厚泽却在遗稿里,对许多所谓“经典”原理都提出质疑,或者干脆把它推翻。本文仅举数例。

推翻《新民主主义论》

中共党内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好的,如果夺得全国政权以后,一直实行“新民主主义”,中国就不会走那样长的弯路了。包括赵紫阳在内,都持这种观点。

然而朱厚泽却超过了他们。他说:

“紫阳作为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正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但是,要从思想理论上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

他的理由是:

第一,时代判断错误。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边讲,二十世纪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这个时代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更加发展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却崩溃了。

第二,领导权的错误。“新民主主义”的“新”,在于“无产阶级领导”。这种“领导权”的思想,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朱厚泽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要打问号。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担负治理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部分人负担更加沉重的体力的和其它的劳动,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得到优惠并且作为这种文明体现的,恰恰是当时的上层人物,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都是上层人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阶层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第三,革命前途是错误的。毛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的“社会主义”。朱厚泽说:“我们吃这套‘社会主义’的亏吃得太多了。”

第四,从“革命”的结果来看,有人认为,我们作为民族总算是站立起来了。朱厚泽指出: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的一九四五年,那时不但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至于四九年的建国,“那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中央决定个什么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汇报,要得到那里点头,你独立个什么?!”“至少在建国初期,中共事实上是苏共的下属。”

据我所知,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深刻的批判。在此以前,党内左派和右派在毛泽东的问题上虽然有很大分歧,但对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却一致肯定,认为他“革命有功”。

邓小平在起草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最关心的不是毛泽东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而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而他之所以能把毛的旗帜再度强加给全党,也就是靠毛“革命有功”,靠“新民主主义论”还能被全党所接受。

如今朱厚泽把“新民主主义论”的根子给刨出来了,用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精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前提到实践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原来毛泽东用来吸引人的“新民主”,乃是骗人的假货。其中“民主”只是手段,只是外壳;那个“新”字才是目的,才是核心。什么是“新”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其实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党的领导”,而这个“党的领导”,也就是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是自从一九四三年中共在延安把“最后决定权”交给毛泽东以来,七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天经地义。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灾难,中国人民太熟悉了!如果追根溯源,奠定这些灾难的理论基础,正是“新民主主义论”里面那个“新”字。朱厚泽第一次把它的外衣揭穿了,这是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解剖“党文化”

作为已经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执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跳出权力的腐蚀,毅然和“党文化”决裂,并且反过来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在阳光下解剖给大家看,这是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给人们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

“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依靠政治高压,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用集体的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全社会的控制。朱厚泽是把它和启蒙作为一组对立物来研究的。“对启蒙来说什么最重要?个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而‘党文化’呢?讲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他认为,“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并且批评了周扬把延安整风当作“思想解放运动”的说法。而且他还有一个语惊四座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因为“党文化”从整体上消灭了个性和自由,把中国人全都控制起来了。他说:“当初,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以“山之骨”自励的朱厚泽,对“党文化”深恶痛绝:“‘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能够形成四面八方的渗透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人们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处冠面堂皇地表演,实际上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朱厚泽剖析了滋生这种“党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人是从农村底层来的,这些人知道的党就是帮会。至于现代政党,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人一讲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该坐天下,他认为结党就是干这个的。他怎么知道工业文明社会中的议会民主,政党之类的东西?”他指出:“‘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但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有的是非常落后的东西,可以说是乌七八糟。有的在国民党时期也是令人不齿的东西,竟在共产党那里又死灰复燃。解放初期,南下干部里面,有的带着自己一班子人,炊事班长成了粮食局长,此类事情不胜枚举,说明什么?说明农耕文化的宗族、帮会之类的观点在起作用,并通过武装斗争推向全国,发扬光大。”

经过几十年曲折的道路,虽然今天中共整体的文化素质略有提高,掌权者也终于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但是与现代文明不容的“党文化”依然存在,所以朱厚泽说:“改造‘党文化’的难度很大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了。”

既不“社会”也不“民主”

被排斥在政治核心之外的朱厚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正因为远离政治,他在理论领域也就可以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没有必要躲躲闪闪,转弯抹角,以免误触政治地雷,也不必披红挂绿,粉墨登场,去讨好官方了。

应当怎样认识当今中国社会?这位“山之骨”的回答真是掷地有声。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朱厚泽用八个字把它们的外衣剥个精光:“既不‘社会’也不‘民主’。”这简直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的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

朱厚泽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如下说明:(原文不长,晓畅易懂,另加解释都是多余的。)

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普适价值——五个一般

朱厚泽不但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同时也没在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旁边停下脚步。他已经跳出历史唯物论所推演的“五种社会形态”,而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归宿概括成“五个一般”,并且用它作为中国的走向。

因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所有的“社会主义”,至今都不过是一种理想,并未经实践证明。恰恰相反,已经有过的实践,不论共产党执政还是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都陷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的泥潭,更不要说政治独裁和思想禁闭又扼杀了整个社会的生机。所以它们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包括“社会主义祖国”原苏联在内,全都回过头来重新踏上人类文明的正道了。虽然有几个国家还硬着头皮挂着“社会主义”招牌,那只是为了维护“法统”。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上台的。 其实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早就靠资本主义过日子了。这都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朱厚泽没有对它多费笔墨,而是直接把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的未来。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走向,朱厚泽根本没提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五个一般”: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民主法制国家一般,

第三,公民社会一般,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一般,

第五,当代人文精神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荣)。

这五个“一般”其实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达到这“五个一般”的过程。这“五个一般”是不是已经准确地概括了现代文明,当然还可以研究,另外,每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路程,也都会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点,总是共同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朱厚泽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句话就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实质: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包括领袖人物和理论家,从来无人涉及,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没有任何人达到这个高度。

衣带渐宽终不悔

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其实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其中有改良,有革命,有和平演变,有武装斗争。从社会发展方向来说,有时进步,有时倒退,或者某个方面有进步,而另一些方面在倒退。一般说来,科学技术层面的东西,总是或快或慢在进步,而经济,政治和文化,却是有进也有退。尤其是中国政治,一百多年来,在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所以总是反复无常,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用强力勉强维持一种高压下的“稳定”而已。其实这种“稳定”,只是在给更猛烈的爆发积累能量,当然谈不上“和谐”。这种“中国特色”,如果用“五个一般”来衡量一下,只有“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这两条,多少还有些共同之处。而“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和“当代人文精神”这三条,就很难找到什么共同的东西了。所以,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许多方面,距离现代文明还相当遥远。

朱厚泽是共产党内的异数。所以这个党容不下他,然而他一直没有忘记参加革命的初衷,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始终关心国家命运,虽然被丢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二十年,但他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即便坐在冷板凳上,仍然为国家的前途煞费苦心。他始终不渝地盼望中国能真正开始全面改革,尽快和平地转变为宪政民主国家,早日进入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殿堂。

然而现实却使他失望:“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要实现真正的转变,我不持乐观态度。原因是它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还特别受到利益的干扰。”

在这里,他又表现出政治家的明智和“三宽”胸怀:“我们不是主张越乱越好的,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没好处。”“我们不主张推翻重来。但是,要改良,要改革,必须是领导要接受群众的要求,要响应社会内外的要求,如果领导人不接受,改良改什么啊?”

据他估计,“在内外压力下,当今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不会没有改变,这些改变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我们也是欢迎的。”他担心的是:当政者“由于利益的制约,如果始终跳不出来,那么这种改变,常常会落在整个形势的后边。这样就会进一步促使矛盾的激化,而且还可能酿成新的事件。”然而历史脚步不可阻挡,社会如果不能和平演变,就只能酿成暴力革命,整个社会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朱厚泽说:“我们是促进派,即促进社会的变革,我们都是改良主义者,不是革命家,解决制度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求在一天内完成,也不是要求一句话,也不是说让政府散了架不管就行了,而是要有步骤地推进政治改革。”

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底线,是真正实现宪政民主。不过他很清楚:“从根本上要解决一党专政的体制。现在我还看不到这个前景。而不从根本上转变,矛盾就很难解决。”

他对中国的前途,可以说有信心也有担心,有决心也有耐心。万恶的病魔在朱厚泽最后的时日里,对这位终生宽厚待人的长者进行了可怕的折磨。他就是带着这些未了的心情,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和朱厚泽没有共过事。他出掌中宣部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不过彼此都知道名字,算是“神交”吧。后来有些见面的机会,相聚的时间也不长。我原来对他的了解,也就限于“三宽”。

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发现他有许多遗作。原来他在精神上如此富有,在思想上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不单跳出了毛泽东的樊笼,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框架。实在难能可贵!可惜这些著作面世太晚了,当人们看到的时候,它的作者已经永远离开人间,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为寻求真理而切磋琢磨了。这真是思想界的悲哀!

李洪林: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June 6, 2016;June 2, 2016曾两次在五柳村发出,后被屏蔽。

《往事》编者的话: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开辟,缘于1976年的“四五”民主运动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都反对专制主义体制。改革开放的提出,是以建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
改革开放之初,谁也不曾料想中国会变成现今这副模样:在经济连续增长和社会有限进步的同时,贪污腐败盛行,两极分化严重,环境和资源透支,民权和某些人权状况甚至还不如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七十年代末。
人们发现,这个被说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倒像是我们过去批判的“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声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开放事 业,竟使“剥夺者”成了“先进代表”,而“剥夺剥夺者”的工人和农民,反倒成了再次的“被剥夺者”。于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堂而皇之地从 被压迫者反抗的精神武器,嬗变成垄断和权贵资本的护身符。
这一牛头对马嘴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吗?是“私有化”、“自由化”化出来的吗?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演变出来的吗?——对于饱受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之苦的中华民族,厘清这三十年嬗变的路径,弄明白问题的所在,是何等重要啊!
人们常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政治、经济全面改革之门。诚然。但它也为官僚权力的膨胀,专制体制的复活创造了条件。在此后的十年里,相继出现了腰斩 理论务虚会;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取缔西单民主墙及民间自发组织、刊物;从宪法中挖掉公民的“四大自由”;禁锢言论自由,开展新的思想整肃——清污、反自由 化运动;违反程序以强权先后推倒两位主张改革政治体制的总书记;直至在八九风波中,以数十万军队实施武装镇压……
在专制主义扼杀民主自由力量的高歌猛进中,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自然成了泡影,改革开放的初衷受到了背叛。于是,在没有权力制衡和社会监督的条件下,掌控公 权力者便把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作自己与资本自由结合、交换、发展的过程。
显然,上述牛头对马嘴局面的出现,并非改革开放之过,乃是专制主义全面复辟,并以专制主义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一条腿改革的结果。
李洪林先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是改革开放初期闻名遐迩的理论家,他的近著《往事回忆》生动地记述了他的“理论生涯”,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曲折。我们选摘几个部分,以期对友人们研究这段历史的变迁有所裨益。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李洪林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它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享有特权,是君临一切科学、裁判各种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为当局的政治服务,因此“理论工作”便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因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所以便有特殊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犯“政治错误”。这比“思想错误”严重得多。“思想错误”只是“认 识”问题;“政治错误”便是“立场问题”了。我“参加革命”已经六十多年,绝大部份时间是作理论工作。这六十多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风靡一时到盛极而 衰的时期,也是人们对它从如饥似渴地学习到味同嚼蜡而普遍厌弃的时期。我的理论活动的经历,就和这个过程交织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能讲出系统的道理。它那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激烈言词,和剥削压迫势不两立的态度,特别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 幸福社会的远景,对一切不满现实的人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向往共产党的原因。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相信马克 思主义完全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的因素。只是共产党掌权以后,把马克思主义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和服从它的训条时,事情就走到反面: 作为一种理论,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盛而衰的真正原因,也是我由热爱到怀疑并且终于不再迷信它的原因。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 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九年春 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一九五八年那种 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 四分干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一九五八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五百三十五万吨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 “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在这种困境下,一九五 九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一千八百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那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五八年“大跃进” 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 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 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作为理论工作者,为政治服务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我当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 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的大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 只接办毛所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当时它编印一个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我负责编辑。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 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 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信写的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我因脱离实际,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封信所陈述的严重情况,和公开报道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视。我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 信。尤其毛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七月下半月)上。谁知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 《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 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所以我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鍜炼”了。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分别在北京和河北的农村中度过。党把我“下放”,是为了改造我的右倾,不料我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了。我亲眼看到了农 民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煎熬。这还不说,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使我和党的政治路线离得越发遥远了。
田家英是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到他们两人在湖南的老家做农村调查的。我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其特点是饿死的人最多。 尚未饿死的人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在死亡线艰难地挣扎着。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 糠”乃是粉碎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他的小孩们围着桌子,仔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像含一粒糖果 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对我右倾的批判言犹在耳,但我已顾不上这些指控,而是如实地把这种人间地狱的惨状都写出来了。我认为,这是真正为政治服务,只有让党了解这种可怕的情况,才能改变政策,得到人民的谅解。
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 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猛烈批判“三风”(“黑暗风”,认为形势不好;“单干风”,认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风”,认为反右倾反错了),号召全党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让我明白了:党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论和政治的蜜月结束了

事实上自从中共建国以来,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届十中全会不过是“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拒不认错,反而重申左的方针,决心更加坚定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罢了。
我作为这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下乡以前,从未接触实际,只在办公室里,紧跟党的步伐,按照党的要求写这写那,因此“理论”和“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 契。可是一旦接触实际,“理论”和“政治”的蜜月就结束了,从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让我感到彷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起,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无不信奉一条天经地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 改造社会,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私有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
然而我在农村做的两次调查,却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
一九六一年我在河北省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一九六二年我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大队,都作了该大队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后历年的产量调查,可惜这两份调查材料 都已遗失,但是那结论当时把我们调查组惊得目瞪口呆的景象,至今都历历在目,因为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 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但是这些调查并不是上边交办的任务,而只是我们私下“业余”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也没有往上送。但它已从根本上动摇了 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信念。
我实在没有能力为这种政治服务。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把自己多年的藏书,除了工具书和少许几部珍本线装书以外,包括马恩列斯的全集和选集,全都送到废品 收购站卖掉了。我对外宣布是“洗手不干了”,同时正式提出要求调动工作。至于想到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去作什么工作,根本也没想过,只求不再做理论工作了。结 果,“洗手不干”之说挨了批评,据说只有土匪强盗改邪归正,才称为“洗手不干”,怎能把党的理论工作和强盗相比呢?至于调动工作,也不批准,还得在中央政 治研究室干下去。我虽然心情忧郁,但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一点我还是牢记并且认真履行的。

《理论风云》的命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回顾一生,“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不曾虚掷年华,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几年也是在风霜雨雪中度过的。
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中共党史展览。不过在党史上,我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官方早已有了框架,况且党史和国史的档案都深藏在中央档案馆 倚山而建的钢筋水泥库房里,原子弹都炸不开,中央委员都不能随便进去,普通人更无从问津了。在它解密之前,谁能知道真相?
我的兼职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那倒是个美差,因为它是一座平步青云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云,要看你“党性”如何而定。我的“党性”本来就不够格, 况且后来又和胡乔木闹翻了,自然不是“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文章,自己命题自己写,最惬意了。
那两三年,是我写作最密集的时候,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给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就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中伤。
一九八五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收录了这个期间我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 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被陈云办公室从三联书店要去五本。后来传出来的权威评语是:“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这句评语倒也中肯。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而在当时,要想说出 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说出常识以后,又须防备暗箭。其所以只须防备暗箭,不必抵御明枪,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来没有人公开和我论战,而都是背地 里向上诬告。不论突破禁区还是防备暗箭,都是一种战斗,它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仅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风云际会中产生,又在“反对自由化”的风雪交加 中遭到禁锢,所以取名“理论风云”。这本书第一版卖光了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 代化的“焚书”(实际是“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 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 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将来总有一天,继“文革博物馆”之后,会有一座新建的“愚民博物馆”,专门展览文 革之后中共箝制思想封杀文化的政绩。它的展品中大概少不了《理论风云》。到那时,查禁这本书的原委就不会成为“国家秘密”,而能在博物馆的“陈列说明”中 大白于天下了。
被中共目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许多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思想”。这也正是官方 始终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批判的原因。如果用“左”和“右”来衡量的话,官方认为它太右,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有许多地方都太左了。比方说,那本 书里所坚持的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就是左的教条。现在连中共自己都放弃了这个教条。其实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空想。它可以激起贫苦群众造反,打破 现存秩序,但是不可能建起一个新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加上“科学”的标签,是没有根据的武断。事实上凡是实行他们这种社会主义的国 家,无不以失败告终。而《理论风云》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仍然谨守马克思主义的窠臼,可见它没有什么创见。
创见虽然没有,这本书倒有三点新鲜之处:一是把毛泽东还原为人,直呼其名。二是介绍所选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所引发的明争暗斗。三是选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写的两 篇党气熏人的文章,以反省自己曾为毛的路线涂脂抹粉并曾充当党棍蛮不讲理批判别人的劣迹。
按照中国传统,对人直呼其名为不敬,必须“避讳”。皇帝的名字尤其神圣,被称为“圣讳”。这种传统到了当代中国,多少有点变化,名字不必忌讳了,但身份的 尊卑等级仍然照旧。毛泽东的名字只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选集》这两个词组中以朴素的形式出现。除此之外,再没有谁敢于直呼其名,而只能以“毛主席” 或“主席”称之。实在不得已时也必须加上“同志”,以表尊敬。
一九八四年我编撰《理论风云》时,打破了这种陈规,书中提到毛的地方,一律直呼其名。当然,对其他人也都一视同仁。为此,我在书的首页特别印了一个“作者说明”:”书中人名,除引文外,不再加‘同志’字样。”
我不知道此前在国内是否有人在公开出版物中对毛直呼其名。不过我这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直呼其名的方式,把他还原成“人”。直呼其名,只是破除迷信当 中一个微小的步骤,还不曾涉及实质。《理论风云》中有些文章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这应该是它遭到查禁的真正原 因。

提出“现代迷信”

一九七八年春,我写了一篇《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文章是批毛的。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王若水主张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成,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正 好,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它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我 把它叫“现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要《中国青年》杂志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了。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很恼火,但又抓不住文章的辫子,所以就找些别的理由,什么“没有突出华主席”呀,等等,把这一期《中国青年》给查禁了。但这期杂 志已经发行了很多,还有人把它拆开,一页一页贴到“西单墙”,所以“现代迷信”就成为流行词汇之一了。
这一期《中国青年》出版之后,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忽然有一个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我。他是从云南来的,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我看他的两只手腕。
天哪!他的两个手腕整整一圈没有完整的皮肤,因为在狱中长期戴着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溃烂治好之后,皮肤再也不能复生,就落下像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说它像手镯,因为是环形的,但那面积比手镯还大。
我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告诉我: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他“攻击毛主席”。
我又问他,现在怎么又放出来呢?
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我说,他的“罪行”和《中国青年》上那篇“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 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来了。他一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见见文章作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所以就找到历 史博物馆来了。
可惜我当时实在是太忙了,没能和他多谈谈心,他也还有别的事情,又匆匆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他瘦弱的身体现在可健壮些?
多么好的青年,居然被摧残成这样!

领袖和人民
——谁应当忠于谁?

一九四三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这是中共正式建立党内独裁体制的开始。一九四九年中共打下“天下”之后,毛泽东又正式登基 “坐”了“天下”,成为全国人民的皇帝。和这种专制皇权主义相适应,忠君的道德标准又借尸还魂,逐渐流行起来。
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一个“五一八”讲话,就正式确立了这个标准:谁要反对毛泽东,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于是一个“忠于毛主席”的狂热一下子淹 没了整个中国。评论一个人,首要的优缺点是他是否“忠于毛主席”。随便一个什么举动或话语,只要被认为“反对毛主席”便立刻成为“现行反革命”,可以判刑 直至死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无辜者牺牲在这把屠刀之下。
一九七九年一月,理论工作务虚会给我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题目是《领袖和人民》,直言不讳地全面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 信以及当时正在时兴的对华国锋的个人迷信。我着重批判了风行全国十几年的最高价值标准“忠于毛主席”,并且针对这个腐朽道德标准提出一个新的标准:“不是 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这个发言当时通过会议《简报》发往各省,在党内引起强烈共鸣。当时辽宁省委正在任仲夷主持下讨论张志新是否平 反的问题,双方争持不下。主张平反的人用务虚会的《简报》做根据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 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当时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影响极大,威信很高,一时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策源地。在这期简报的支持下,张志新案件果 然平反了。这是《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从辽宁组稿回来后告诉我的。
不敢忘记受难者的嘱托

打从一九七八年起,我就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给我的读者来信。因为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来信的内容都是“左 毒”受害者希望我帮他们伸冤的。我对这千里之外伸过来的求救之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每一封信都寄来一颗受难者期待的心,他们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 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他一九五九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 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我搭救。
我一边看他的信一边掉眼泪,因为我母亲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等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 了!他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狱方告诉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给他平反的。这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悦的是我一封信促成二百多个冤案受害人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年把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下子传遍全国,结果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 的“左毒”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我写信,要求我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 报》转给我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通过千辛万苦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 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我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过去我虽然也 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转寄,如今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显然不是我这种普通干部转一转申诉信 就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要地介绍一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即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仍在服刑。然 后把那些申诉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 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其实这事的处理过程,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胡耀邦有一次到宣传部来,才告诉了我,并且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 得不虚此生。当然,这也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 了。否则,凭我一介书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在《理论风云》中余音袅袅久而未衰的当推《读书无禁区》。直到去年《读书》杂志撤换主编,人们还在谈论这篇文章。
一九七九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 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 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 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隙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 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 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为《读书》杂志经过《读书无禁区》这场风浪,名气更大了,读者更喜爱了,所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读书》杂志的标帜。一回顾《读书》,就要谈到这篇文 章,所以有一次这个杂志多少周年纪念时(我已忘记年份,好像是二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决定拍一个专题节目,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编入这个节目,中央 台到我家来见过面,准备拍一些电视访谈。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这个著名的“自由化分子”,“六四”后蹲过铁窗的人物,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电视台上露面 吗?难道中国的政局真要解冻吗?
果然,对我的“电视访谈”最后泡汤了。结果电视播出的画面只有别人在谈《读书无禁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不能露面。那原因当然是一露面就会危害国家安 全。这也算是我那本《理论风云》中余音萦绕最久的一则故事吧,前后经过了二十多年!

追记:余音仍然未散

此段回忆写罢,偶然上网搜索一下“读书无禁区”,看看这个词是否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结果“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GOOGLE”搜出二万七千 条,第一条就是“水木清华”在二○○○年一月九日“读书心得版·精华区”上贴出的《读书无禁区》原文。转贴者在原文前面写道:“现在来读这篇二十年前发表 的宣言级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又在原文末尾写了一句读后感:“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唱。”
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个世纪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实在出乎意外。那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感慨良多”,我这个作者回想起自己坎坷的命运,尤其 感慨良多。网上许多条目写的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犹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还能被人“犹记”多久,但仅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点 滴来说,已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

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胡耀邦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击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中共重视的意识形态,全 会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所以经叶剑英提议,另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来解决。“务虚”就是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
全会决定胡耀邦兼任宣传部长,以代替原来的张平化。所以组织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任务就由胡耀邦直接负责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务虚会开幕。胡耀邦有个非常精彩的开幕词,他高度赞扬了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理论工作者,号召大家“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 枷锁”。邓小平也指示会议“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所以这个会开得空前活跃,从“碰不得”的文化大革命到“伟大领袖”毛泽东和“英明领袖”华国锋,都 在批评之列。从“唯一能救中国”的社会主义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全都遭到质疑。而且北京的务虚会“简报”和各省参加会议者的电话,天天直通全国, 立即引起各省领导层和理论界的回响。思想界这种盛况,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
会议临近春节的时候就休会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休会期间,事情突然起了根本变化。我就是这个变化的亲历者。

华与邓,两个闭幕词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规格很高,是中共中央召开的。开幕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预定闭幕时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讲话。
我被指定为华国锋起草讲话稿。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面授机宜。胡耀邦讲了一个大要,胡乔木向我面授了一个详细的提纲,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认真,细致。他们面授的讲话稿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我记录了他们两人的谈话,利用开会间隙抓紧写出初稿。因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都要经过几次 修改才能定稿,所以我赶在休会前就把稿子打印出来交上去了(这个主席讲话稿的排印校样,现在我还保存着)。奇怪的是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这种事情我当 然不能去催,只能等待。
等到最后,事情发生变化了: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到务虚会去作总结讲话。讲话稿原来指定我一个人起草,现在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有中央党校的吴江、宋振庭,有国务院研究室的滕文生,还有我。领导起草工作的当然还是胡乔木。
新的起草组组成之后,胡耀邦领着我们到邓小平住处面聆指示,这时已是即将复会的前几天了。
我在一九六二年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时见过毛泽东。他在武昌东湖宾馆接见了我们。他态度和蔼,谈笑风生,使人很难想像他就是那个自比秦始皇的暴君。如今见到 邓小平,和毛对比,他倒是表里如一,真是“钢铁公司”,严肃沉着,不苟言笑。胡耀邦在他面前都必恭必敬。显然这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大概除了毛泽东能镇住 他,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整个接见,除了宋振庭口若悬河抢着说了一通之外,大家基本上没有张嘴,就是听邓小平一个人说。他讲的要旨,就是几天之后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的“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他很严厉地指责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也批评了理论工作的“软弱”。这不但和胡耀邦与胡乔木向我面授的讲话提纲完全是两回事,而且也和邓 自己“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背道而驰。显然,事情真的起变化了,而且变得这样利害,这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积案使务虚会遭殃

毛泽东二十七年的统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光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而且凭空制造了数不清的社会问题。在高压之下,这些问题只是像弹簧一样被 压下去了,然而积蓄的能量更大了。当“两个凡是”被驳倒,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被平反,原来被诬陷为“反革命”,现在成为名正 言顺的革命运动,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于是多年被压抑的社会问题一下子反弹起来了。所以三中全会之后,上访的、请愿的、闹事的,此伏彼起, 使各地党政领导应接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上海和重庆说是党委都无法办公了。刚好,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开会并与各地互相呼应引起热烈反响的时候。 于是,对思想解放和三中全会有抵触的各类人等都把责任推到思想解放和发扬民主上,说“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混 乱”。有些地方当局特别不满意“务虚会的秀才们乱说一气”,等等。这种舆论显然对务虚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华国锋之所以改变主意,取消务虚会上的讲话,显然是他自己主动取消,不会是邓小平或什么人强迫的,因为他是党中央主席,当时尚未失势。他之所以拒绝讲话, 当然是表示对务虚会的不满,故意冷落,至少是有意贬低这个会的规格:主席不来讲话,会议的等级就低了半头。而且他这个举动还有另一层意义:主张“两个凡 是”的他,在三中全会上虽然作了检讨,但是未必服气,现在正好借这个机会把球踢给邓小平,那潜台词是:“你不是支持思想解放吗?你来收拾这个局面吧。”
根据当时所能看到的各种因素,上面那种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邓小平为什么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席的大转弯。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身经百战的铁腕人物邓小平, 仅仅因为有人说些风言风语或施加一些压力就能退让吗?社会的混乱,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在发作。至于那些风言风语,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会之后就流行了。 “三中全会右倾”、“逆风千里”、“丢了纲和线”等等,这是文革余孽和党内保守派反对三中全会的大合唱。他们珍惜的“纲”和“线”正是三中全会抛弃了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刚刚在三中全会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难道他能被那种反对声音吓退吗?这是当时我心里 的一个谜团。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后来,直到一九七九年底,这个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是魏京生一张大字报,在关键的时刻,对邓小平的左转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
魏京生这张大字报就是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休会期间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来针对邓小平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张大字报贴出四天之后他被逮捕,关了很长时间,到十月间,被判十五年重刑。
魏被判刑不久,有一天胡耀邦找我去他家研究一个讲话稿时,我顺便问起魏京生被判重刑的问题,他才使我知道原委。原来胡耀邦根本就反对抓人。但他告诉我,这 事已无可挽回,因为是邓小平定的。邓小平本来坚决支持“西单墙”,还批评党内保守派取消“西单墙”的要求,并告诫他们:可怕的不是“西单墙”,而是“鸦雀 无声”。但是魏京生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彭真马上来找邓小平,用这张大字报说服了邓小平,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结果是:不但逮捕了魏京生,而且取消 了“西单墙”。
如果离开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地看,魏京生这张大字报当然无可非议。要民主,不要独裁,有什么错呢?如果这张大字报的矛头不是指向邓小平,而是别的人, 邓小平也未必动心。如果这张大字报没有人送到邓小平面前,事情也就过去了。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在邓小平正顶住沉重的压力,向继承毛泽东路线的华国锋(他 是合法的党中央主席)作斗争的时候,同一个战壕里的魏京生(“西单墙”的民主运动本是邓反毛的同盟军)却调转枪口向邓开起火来,这张大字报恰恰从右边帮了 左派的忙。这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这时已是理论工作务虚会休会期间的末尾,离复会只有一周的时间。难怪这次邓小平的讲话稿根本没在起草组讨论过,更没有时间去征求意见,只是由胡乔木按照邓 的意旨写出一个稿子,就由邓小平拿到大会上正式讲出去了,这就是那篇有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这个讲话的听众哪里只是务虚会的几百人?整个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人民大会堂!这分明是一次面向全党全国的政治动员大会:现在又要“反右” 了!中国人民刚刚从“两个凡是”下面解放出来,立刻又被套上“四个凡是”,直到现在它仍然套在中国人的脖子上。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它的发展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总的趋势是进步的,但路程又是曲折的。中国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算起,为了从专制转型为民主,到现 在(二○○八年)已经走了一百多年了,有时好像前进了一点,有时又退了一大截。一九七九年初的中国,正是摆脱毛泽东的路线,从独裁转向民主的大好时机。但 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保守力量很强大,双方正在拉锯。政治斗争很复杂,它是双方智慧、力量和策略的较量。最激进、最痛快的口号和方法不一定最合时宜,而且往 往把事情弄糟。还有当事者的个人气质在政治上也有重要作用。如果被大字报批评的是胡耀邦而不是邓小平,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如果当时魏京生听从“西单墙” 其它人的劝说而不去攻击邓小平,事情也会是另一个样子。偏偏魏京生要坚持己见,偏偏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于是看起来纯粹是偶然性的一张 大字报,就对历史发生了那样大的作用,实在令人惋惜。不但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运动从高潮一下子陷入低谷,而且魏京生本人也仅仅因为行使了一下言论自由,贴 了一张反对独裁的大字报,就被重判十五年监禁,葬送了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中国有一句用棋艺表述的格言很有哲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确实如此。下棋时,一念之差,或一时冲动,走错的虽只一步,输掉的却是全盘。这种教训,是沉痛的。
不过,如果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来看,魏京生大字报这个事件毕竟是历史长河水面上的浪花。这浪花的确是被一块偶然飞来的石子所激起,但从更深的层次 看,这偶然的浪花之所以溅得那样高,还是汹涌的河流本身的力量所导致,也就是必然性在起决定作用。
其实邓小平这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稿,既未经中共中央讨论,也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只是胡乔木把稿子弄好了,邓小平以个人身份拿到理论工作 务虚会上一讲,各省当权者无不闻风而动,雷厉风行。他们早就不满三中全会,这一下有了“四项原则”,可以“纠正”三中全会的“右倾”了。于是很快就在全国 范围内掀起一场向三中全会路线反攻的高潮。有的省迅速召开电话会议,别的不说,先把发给农民的自留地收归“集体”。这就说明,不管是什么偶然因素促使邓小 平向左转,他这个左转完全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因此才能受到各级领导骨干那样热烈的拥护,使全国形势急速左转。

说“三”道“四”

但是坚持三中全会方针的胡耀邦此时威望如日中天,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也旗帜鲜明地反左。从五月起,《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连续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我的系列文章: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
这些文章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批驳了左倾回潮风,使各地因坚持思想解放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重新抬起头来。因此《人民日报》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 信,赞扬这些文章,感谢《人民日报》在他们严重受压的时候,发表这些文章扭转了他们那里的形势。但是文革余孽和党内保守势力利用“四项原则”反对三中全会 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说三道四”依然在搅乱人们思想。于是我在胡耀邦支持下写了一篇《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 名义,在一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和我的系列文章一样,也是用三中全会精神解释四项原则,重在反左。当时《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权威性还没有受到质 疑,所以“说三道四”的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种形势到一九八二年就有了重大变化,“四个凡是”终于占了上风,并且在组织上得到落实。这一年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并从邓小平那里领来“重 新组织理论队伍”的旨意,对理论界开始进行大清洗。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免职挂了起来,前后组织了五次整个中宣部的大会对我进行批判之后,把我赶出北京 了事。同时胡乔木和邓力群又向《人民日报》开刀,逼迫社长胡绩伟“辞职”,撤掉了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还想把《人民日报》弄成中宣部的下属单位,以 便邓力群能直接操控,不料遭到报社工作人员的强烈反抗,而且中央也不同意降低党中央机关报的规格,所以他们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后 记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副对联,是我从自己的理论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做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现在既说不清“理论”的定义,也说不清“政治”的定义。但我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却有一点重要心得,这就是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不管理论的定义是什么,它应该是探求真理的。真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稳定的,不会随着人的意向而变化。而政治则以人的立场和意向为转移。政治总是和政权 分不开的。随着掌权者的更替,政治风向也就变了。即使掌权者没有换,他的意向变了,政治风向也要变化。作为理论工作者,只能本着科学良知,执着于真理的追 求,而不应“为政治服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谁也脱离不了的政治,理论也不是处在真空当中。但是理论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在政治角斗场上,是强者胜,而强者未必 “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恶丑”。特别在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厌诈,纵横捭阖,声东击西,变幻无常,理论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够跟 上,这种“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因此,要处理好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超脱于政治之外。理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应该把政治本身也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 应当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例如《孙子兵法》就把最为变化无常的战争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探求那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里,最不可取的是为现实的政治“量体裁衣”,用理论给当权的政治进行包装。这种做法,即使从执政者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了错误将失去纠正的机会。
这样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理论研究不是设计政治方案。政治设计可以有步骤,有妥协,有过渡。因为各个政治主体的立场不同,力量强弱也不同,彼此的诉求都不相同,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十 分不易,很难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带水。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讲理论就要抛开一切利害得失,剥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问题说透。讲理论只问真不 真,不必考虑谁看了会怎样,尤其不能考虑当权者看了会怎样。事实上你即使想打动当权者,也是把问题说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动他的心。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曾有短暂的时间活跃于理论界,这也是我这一生中仅有的几年,此后即销声匿迹。虽然在闲暇时曾写了两本书(一本自传,一本历史) 在海外出版,但都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那些书都是“向后看”而没有“向前看”,所以远离万众瞩目的现实焦点。其实我的写作即使紧叩当前政治风云,也不会 有多大作用,因为我的读者在国内,而我的著作已不能和国内的读者见面。
其实平心静气想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理论园地里耕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总能涌现出它所需要的人才。 封锁资源,箝制思想,固然会扼杀人才,但也会磨练出人才。在网上和书报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犀利的政治评论,深刻的思想探讨,以及资料丰富功底扎实的理论 研究。它们的作者当中也有“宿儒”,但更多的是后起之秀,这正是理论界的希望之所在。
面对理论园地的新气象,我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已经大大落后了。所以这些年已经不大写什么东西。偶尔和友人相 聚,除了翻翻陈年老账之外,也谈不出什么新的见解。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有些新的想法,但是由于功底不深,讲不出多少道理。去年座谈谢韬文章时 随便说了几句,不料被贴到网上,有的地方还不太准确。既然如此,索性结合个人理论活动的经历,把那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算是对自己的“思想史”作个反省 吧。

原载《往事》第七十一期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