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赵紫阳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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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

趙紫陽先生逝世十三週年了。

回顾1989年12月28至29日,当備受21年磨難的“布拉格之春”的領袖杜布切克,終於贏得遲到的正義,當選為捷克的聯邦議會主席时,当年,刚抵美国、刚刚经历六四惨案的我,心中頓時升起一個巨大的懸念:失去自由的“中國杜布切克”──趙紫陽先生,能否有幸像喚起“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一樣,在有生之年贏得自由,親眼目睹自己呼喚的“民主與法治” 蒞臨神州?之后整整16年,上述懸念一直伴隨並折磨著我。

然而,我的期待破灭了!2005年1月17日,懸念揭曉,紫陽去了!他沒有等到他的理念实现那一天。

是的,2005年,趙紫陽終於獲得了自由。但這個自由,是死亡賦予他的。而他曾任總書記的那個黨,他曾任總理的那個政權,對他實行了終身軟禁。

這是何等樣的──“中國特色的殘忍”!

然而,這一死,這一堅持人道底線,堅持不讓步出山,堅決拒絕檢討,拒絕自貶、自罪、自虐之死,這一不惜失去自身權位和自由而堅守尊嚴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傳統,升華了趙先生的政治人格。

從此,在國際共運史家的筆下,趙紫陽將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匈牙利的納吉一起,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人道改革家、以自由和生命的代價拒絕實施暴政的政治家的名字,而載入史冊。

從此,在中國近代史家的筆下,趙紫陽將與光緒、蔣經國等中國政治家一起,以現代中國歷史中的改革者的名字,而載入史冊。

從此,趙紫陽已不復是1978年以前的趙紫陽,甚至也不復是1989年之前的趙紫陽了。正如布拉格之春之後的杜布切克已經不復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杜布切克,正如戊戌變法之後的光緒已經不復是戊戌之前的光緒,正如晚年蔣經國已經不復是1986年解除黨禁報禁以前的蔣經國一樣。經此一變,他們已經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趙紫陽的名字,是與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八十年代後期萌動中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連在一起的。他的政治遺產,自然也與之緊密相關。

趙紫陽對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已是有口皆碑。其中,尤以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溫州私營企業試驗,经济特區的試驗,以及沿海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最為引人注目。它成為中國二十多年來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及其經濟起飛的基地。他的遗著证明,正如麦克法夸尔先生正确指出的,赵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教父。這是赵的第一項遺產。

趙紫陽在八十年代後期,成立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醞釀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淡化乃至消解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通過立法來保障公民權利,以及對黨的權力進行某種方式的平衡。這些設想與措施雖然由於鄧小平的壓力和干預而大部夭折,但在客觀上為知識界與民間種下了1989年抗議運動的火種。這是他的第二項遺產。

趙紫陽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最後的抉擇,是其人生的頂點。在筆者看來,多元紛呈的政治觀點政治派別,總可爭論。但是,昭昭天下的人性與反人類、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其黑白判然,則絕對不容混淆。動用野戰軍屠殺徒手民眾,正是這種反人類暴行。滔滔罪行,沒有任何借口,沒有任何政績,能夠為之辯護。先哲孟子說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上述罪行,正屬於這“幾希”之類。趙紫陽任職中共幾十年,在其日常政務之間,難免是非短長,或可詬病。但在歷史關鍵時刻,在黑白昭然,罪與非罪清晰的大節關口,他毅然決然,拍案而起,與暴行一刀兩斷。訣別峰巔,遁入苦海,形同囚犯。佛語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紫陽此舉,充盈慈悲,可歌可泣,已入化境。通觀歷史,人與獸,佛與魔,英雄與罪犯,其差別常常系於一念之間。“一回首即是百年身”。趙的抉擇,使人憶及他的慣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豈知竟一語成讖,念之泫然。然而,正是這縱身一躍,也使他躍入了悲憫人類的天堂,進入了中國現代政治家的殿堂,並為中國陰森黑暗的政壇,確立了一個奪目的人道標桿。這是他的第三項遺產。

趙紫陽抉擇,打破了中國歷史的鐵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一權勢者的金科玉律,在天安門的歷史性對決中,已被洶湧的民意所顛覆。在六四事件中,呈現出的卻是:“成者罪人,敗者聖徒”。罷黜了趙紫陽,用機槍坦克殺戮了示威民眾,鄧小平們是勝利了,趙紫陽是失敗了。但是,勝利者──鄧、李,卻成了歷史的罪人,而失敗者趙紫陽,雖然失去自由15年多直至逝世,卻化成了天安門亡靈的守護者,成為在中國實現“民主與法治”的人格象徵。15年來,他被囚禁在家。但他的精神,卻飛出牢籠,步步升華而飄向了自由,分享了神聖的價值,成為全球悼念的對象。趙紫陽抉擇,打破了中國固有的歷史評價系統,確立了新的民間的評價系統,這是他的第四項遺產。

環顧今日中國,趙紫陽的晚年(录音)遗著《改革历程》(中文)和《国家的囚徒》(英文)業已出版。他的思想和遗愿更准确和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這是他的第五項遺產。

赵先生可九泉瞑目了。

國人注意到,在当下中国,中南海當局正進退維谷,搖擺於毛與鄧的左右兩項政治遺產之間。筆者稱之為“兩極化的線性政治擺動”。

確實,在中共內部,毛的政治遺產和鄧的政治遺產,已經成了其政治走向的兩個基本參考系、兩個基本的極點。中共領袖,甚至不少中國人,他們的視野已經完全被這中共的左、右傳統的兩極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但是,趙去世了。趙紫陽的悲劇引人注目地出現了。今天,赵的遗著也完整地公诸于世了。於是,在中國的政治系統中,趙的遺產凸現了出來。這是區別於毛,不同於鄧的新的政治遺產。1988年8月趙紫陽所說:“十年來,我們的基本經驗是什麼呢?我看是兩條,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新出版的遗著中,赵更清楚地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這是完全不同於毛、鄧的嶄新的政治坐標,具有普世性的政治遺產。

紫陽遺產既出,返觀毛鄧遺產,皆失色也。正是所謂:紫陽民意匯一身,北京滿朝無顏色。在國際上,誠如不少觀察家所指出的,中國周圍都變成了或正在變成自由國家,在目前的這樣一個世界大格局下,中國還可能長久的披著共產主義這張皮嗎?全世界還剩幾個共產國家了?中共有冷戰時期前蘇聯那樣的實力意志來對抗全球民主國家嗎?北京掌權者智商並不低,他們心裡清楚,那一天一定會來的。

所以,從根本上看,自從蘇東波共產主義大潰敗後,中共的每一屆政府,都是臨時政府,每一屆內閣,都是看守內閣。與其這樣戰戰兢兢,變本加厲地用暴力與謊言控制中國,遮遮掩掩的送子女乃至孫輩去美歐留學置產,不如幡然醒悟,效法趙紫陽,以蒼生為念,用黨外合法性取代黨內合法性,用人性戰勝黨性,效法“趙紫陽晚節”。從長遠看,這既是救中國,也是救自己。值此歷史關鍵時刻,中共何去何從?當仔細掂量,好自為之。

赵紫阳遗著《代后记》的作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指出:“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効力,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January 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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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禹九:再次走进富强胡同六号——赵紫阳故居思考

从灯市口大街再往西走,是灯市口西街,中间再往北拐,一条南北胡同,不到50米处,西边的一座门,便是著名的富强胡同六号。风雨苍黄六十年,这个曾经很熟悉的地方,如今竟记忆模糊了!车子来回奔跑,问了几个过路行人,总算找到了我想要找的院子——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故居。

来到这座被人遗忘的院落前,风景依稀如昔。只是大门旁的灰墙上,多了一块”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的石匾和“非开放单位”的提示;四周墙头之上一圈圈带刺的铁丝网,显得十分扎眼,表明这里是森严禁地。门前没见到警卫;按过门铃,电话通报主人后,出来个年轻人,请我们进屋。

赵紫阳生前书房布置依旧

进入内宅,一位高挑清秀、身着灰色羊绒衫的女士迎面而来。她,便是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小名妞妞,现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只见她满脸笑容地说:“不是说到您家里去取书么?何劳大驾
光临!”。

原来,妞妞从她的朋友处得知我写了《怀念与思考》一书,其中有怀念她爸爸的文章,便打电话给我要书,并想来我家取书。我回答说:“还是我去你那里吧。想看看总书记的故居。”

妞妞把我们领进院里东房,沏茶入座。我把带来的书交给她,说:“这里面有写总书记参加1988年北京国际高尔夫友谊赛的一篇通讯。文章写于1989年,直到2005年2月你爸爸去世后,才在香港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其间尘封了整整16年。我还把自己收藏这次赛事的纪念册,还有美国记者米契尔•赫斯基寄给我的有关赛事报导、图片等资料,一起给了妞妞:“这些资料我留着没用,给将来的紫阳同志纪念馆增添一点点内容吧!”

妞妞接过书,看着有关资料,若有所思地说:“是的,爸爸对高尔夫情有独钟,即使在幽居的日子里,不会忘记找机会去郊外打高尔夫球;平时,就在院墙边张一面网,进行击球练习……”

我就此问起总书记晚年的生活情况,妞妞说:“老爷子在这里差不多住了十六年,有十几个当兵的看守,很长一个时期与外界完全隔绝,但有妈妈和我们陪伴着他;他的生活是平静的,但不空虚、寂寞……也常有几个老朋友来看望他,那是爸爸和我们儿女几次上书要求解除软禁,才给了会客的权利和机会……”

“现在我们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为总书记公开平反?”我说。

“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吧?!”妞妞对此显然充满了信心。

然后,妞妞引我们来到院内一间坐南朝北的厢房。推开门,对面墙壁上是总书记的大幅照片:身穿一件灰蓝衬衣,双手叉腰,笑容满面。这使我记起20多年前,在北京郊区的高尔夫球场上,总书记带着微笑和我合影的情景,不禁低下头来,默哀行礼……

转过身来,在灵堂左侧的半个屋子,一副长幅挽联赫然在目:“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这是儿女们的心声。挽联旁边,有几幅国画和写在宣纸上的悼诗;其中一首是:

一年又到冻寒鸦,未见蓝天少日华。

不恨轻抛五斗米,惟惜大业戟沉沙。

擦干青史撕心泪,留取白绢曜眼花。

细雨滴滴亲沃土,春风起处看新芽。

妞妞向我们介绍:“这是爸爸的书房。他常常坐在这张书桌前的椅子上,读书看报,思考问题。现在,我们把它作为纪念他的场所。上面这首诗是一位朋友写的。‘五斗米’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爸爸的一句口头禅……”

不要把“灵魂”和“大脑”截然分开

妞妞从内屋找来《紫阳千古》一书送给我们。在这本厚厚的纪念文集里,辑录了许多革命老人和海内外人士对总书记的怀念和景仰:有文章、诗词,还有图片;拿在手上,沉甸甸的;翻开书页,几段文字深深地吸引着我。

原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写道:

“有一种说法,胡耀邦是党的‘灵魂’,赵紫阳是党的‘大脑’。耀邦同志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大无畏的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奠定了中国改革的政治基础,从而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赵紫阳卓有成效从探索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开始,结束人民公社这个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实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而整体设计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淡化党无所不在的权力入手,初步奠定了今天的市场经济格局。紫阳和耀邦合作同行,都主张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前途的大关节上,他们两人超越了前辈邓小平。”

原胡耀邦的秘书林牧写道:

“1989年6月以后,中共中央指控赵紫阳犯了‘分裂党’的错误,这是很荒谬的。赵紫阳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达他不赞成出兵戒严的意见。任何民主制,包括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都有多数裁决和保护少数的原则。参加会议表决的人,都有权表示赞成、反对或弃权。赵紫阳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出兵、戒严,即使反对错了,也不犯法不违纪;何况他是正确的,是有大功的。在中共的历史上,坚持正确意见的个别人或少数人抵制上级或多数领导成员错误决策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毛泽东多次抵制王明、博古、李德的‘左倾’决策,曾经被撤销职务,难道可以说当时的毛泽东是分裂党吗?……”

这是对当年强加给总书记“莫须有”罪名的有力驳斥。这些话,何等鲜明,公正,掷地有声!

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不要把“灵魂”和“大脑”截然分开。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党的两个出色的总书记,他们既是党的“大脑”,也是党的“灵魂”。还记得:1954年10月,也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经同我和江明同志有过一次谈话,耀邦同志阐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无产阶级也讲人道主义……也讲爱心,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怀和爱护”。这是中共所有领袖人物中很少有人提及的。正是胡耀邦有这样一颗仁爱之心的高尚灵魂,他复出后,敢于蔑视一切权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又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慨,平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同样,赵紫阳在四川工作期间,敢于打破禁区,推行“包产到户”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八九民运”中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投票反对镇压学生群众,为此毅然离职;还亲自到天安门去慰问和劝说学生;“六四”屠城后,一直拒绝作任何检讨,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党内最有骨气的第二位总书记。没有一个高洁的灵魂,能够做到这一切吗?!

胡赵是名副其实的党内民主派

妞妞告诉我:“爸爸在这里会见老朋友,和他们一起聊天叙旧,那是舒心的时刻。他们交谈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国家大事,现在香港出了书,想必你们看
到了。”

我说:“是的,我看了根据你爸爸录音整理的《改革历程》,还有《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了解到总书记晚年的许多思考,和幽居期间的一些生活情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带来了许多思索。”

我没有告诉妞妞,这两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赵多次谈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考。赵紫阳说:

“邓小平的基本思路: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经济上我们大改革大开放,搞自由经济;政治上,我们搞(一党专政)的政治控制,思想控制。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独裁。这种不配套的体制是矛盾的,维持不下去的,弄不好,要出大乱子。”

“不改革政治体制,体制不贤不公不明,很可能使反贪污变为内部派系相互倾轧、斗争的一种工具。谁有权,谁就用反贪污这根棍子打击对方。双方的人,屁股上都有屎。对方都可以捉住打你。”

“二十世纪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些见解,何等精辟,何等有气魄啊!

其实,不仅仅赵紫阳,胡耀邦也有着同样的思考。1980年,胡耀邦在同意大利贝林格的谈话中,特别强调“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想办法,一定要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不许一个人说了算,不许搞干部终身制。”

1985年,在胡耀邦亲自主持和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也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指出中国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

赵紫阳说:“从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说明两位总书记既是坚定、彻底的“改革派”,也是中共党内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派”。

赵紫阳反思说:“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这是一个历经沧桑风雨耄耋老人的坦诚自白和远见卓识。

胡赵工作上的分歧是正常现象

曾经有过一些传言,说赵紫阳对胡耀邦的下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赵紫阳曾写信给邓小平状告胡耀邦;二是在批胡耀邦的“生活会”上,“没有坚决与胡站一起”,也批了胡耀邦,等等。对此,我曾经感到困惑。

《改革历程》《杜导正日记》两书披露了事实的详细过程和背景,驱散了我心中的迷雾。

赵紫阳承认,他在1984年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没有公开,因而引起了人们的误会。《改革历程》书中公开了这封信,主要内容是:建议党政分开,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趁邓、陈在世时,处理好中央的领导制度等;信中并没有“状告胡耀邦”之事。赵紫阳还谈到了经济工作中和耀邦的一些不同思路:耀邦强调的是加快速度,“提前翻番”;紫阳强调经济效益,不大赞成过分追求产值和速度;两人曾在邓小平面前交流过,邓支持赵的意见。其实,领导人之间对工作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所争论,证明党内的思想活跃,有民主风气。赵紫阳在书中谈到,“耀邦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开明,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对人比较宽厚,不喜欢整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赵多次表明,“在中央领导人六七十岁这个年龄段中,只有胡耀邦当总书记最适合”。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作为一个总书记来讲,有某方面的缺点或弱点,即使是小事,也值得引起注意。赵紫阳向耀邦提出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出以公心,不是恶意攻击,有利于国家大政方针的一致和彼此间的合作,是十分正常的事。

至于赵紫阳1986年“生活会”上“批胡”,是否对胡耀邦下台起了作用?《杜导正日记》如实地记录了赵紫阳自述的发言要点:

“我(赵紫阳)在批胡时,说了如下的话:一、胡能民主,听取不同意见,吵架亦可;二、胡发言不够慎重,浮话甚多,大家不好办;三、我顺便提到1983年我给邓、陈写的那封信,说一个领袖日常没有什么,如威信渐渐高起来,又无制度保证,便可能独断、出错。”

对赵紫阳的这个发言,有过许多“见仁见智”的议论。鄙见以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首先,赵紫阳的这个发言对胡的评价是比较全面的,说的是实际情况,没有恶意攻击和捏造;其次,还要看其动机和实践后果如何而定。

众所周知,胡耀邦下台,起决定作用的是“垂帘听政”的邓小平。由于政治思想路线上的某些分歧,邓早已对耀邦表示不满,曾多次公开批胡“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涣散”,“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热心”;特别是在胡耀邦和陆铿谈话之后,1986年夏季,邓小平和一些老人商量,已下决心要撤换胡耀邦;“生活会”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办事”的一道程序而已。

中国传统政治的“官场痼疾”

人们熟悉当代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历史: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为彭德怀辩护,被毛泽东无一例外地打入“反党集团”;相反,林彪对彭德怀无限上纲,刘少奇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使他们平步青云或保住了职务。在1974年北京的“批周(恩来)”会议上,邓小平也因尖锐地批判周恩来,说周“(当第一把手)别人可望不可即,你是可望又可即”,深得毛泽东之心。毛说:“我早知道他会出来说话的。”结果,被打倒的“走资派”邓小平东山再起,被毛委以重任,给当时国家经济复苏开创了新局面。由此可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博弈舞台上,高度集中、使人恐怖的权力,不得不使每个“局中人”产生自我保护的本能:绝对不能赤膊上阵,必须放眼长远,迂回曲折,灵活对待。人们说,这是我们国家几千年形成、一时难以治愈的“官场痼疾”(或时下流行称“潜规则”)。

1986年批胡的“生活会”,是有领导、有目的、有组织和反常态的情况下进行的。“批胡”的目的是“倒胡”;无须任何人“推波助澜”,都是同样的结局。在当时“一边倒”的高压态势下,赵紫阳能“坚决与胡站在一起”,或者沉默不语,消极对抗吗?不能。那样做,丝毫不能改变耀邦的命运,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胡、赵双双下台。为了顾全大局和保护自己,摆在赵紫阳面前的是“华山一条路”,祗能采取“批胡”的下策,结果赵因“批胡”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而继续留任。紫阳上台后,仍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思想路线,做了许多耀邦当政时没有做的事:如撤销邓力群把持多年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改换左派《红旗》杂志的人事和刊名等,从而有利于国家向前发展。众所周知,此前的邓力群在一些老人的积极支持下,一直觊觎着“总书记”的位置到处活动。如果胡赵双双下台,让极左派邓力群之流接班,中国的政治局面和路向又将是何等情景?

人们说,“邓小平是半个毛泽东”:他“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所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依旧是“强人政治”──“只能有一个婆婆”,“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毛泽东曾亲自扶植起、又“炮打”下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邓小平重演毛的悲剧,也亲自扶持和撤下两个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滞延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一代人已完全不知胡赵何许人

走出富强胡同六号,一群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在我面前走过。看到这些年轻人,我陡然记起了不久前的一次友人聚会。在那个会上,几个老人异口同声地说到当前一种奇特的现象:几乎所有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二十世纪我们国家发生过的一些大事,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反右倾、反右派等等。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何许人……

“岂止八零后和九零后,甚至七零后也有人不知道。”我接过大家的话题,补充一个事例:我问过一个30多岁、上过中学、在我家打工的安徽保姆:“你知道不知道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们猜她的回答是什么?回答是:“听说过,他俩是坏人。”

听到上面的述说,在座的人都愣住了。想到这些只知道“主旋律”“四代核心”,不知道其他一切、“被封杀”的、可怜的下一代,大家都不寒而栗!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忘记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这是辛亥革命老人于右任的诗句。

历史的伤痛是后世的鉴戒和教训。历史不能遗忘,也不容遗忘。“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究竟是谁让“青史成灰”,让一代青年人“忘记自己历史”呢?难道是八零后和九零后这些青年人的责任吗?

回到家中,再读《紫阳千古》,两首《悼紫阳》的诗跃入眼帘。它是个人的思考,又何尝不是大众的心声!抄录如下:

一死仍然不自由,雌黄涂抹乱春秋。

忆君身戴千斤锁,令我心轻万户侯。

堪叹唇亡连齿落,可怜烂额并焦头。

寒鸦阵阵斜阳外,羁老京华未首丘。

(邵燕祥诗)

死去何愁未自由,是非功罪待千秋。

耀堂邦柱终须毁,紫气阳光去不留。

安石商鞅犹虎项,赵高董卓剩羊头。

后庭花月何时了,浩荡江河泻巨流。

(章立凡和诗)

2010年6月


【五柳村言】今天是赵紫阳先生逝世13周年,重新发出盛禹九先生这篇文章作为纪念。文中说“胡赵是名副其实的党内民主派”,是的。按说,共产党员本应都是民主派。老北大同学中的共产党员,便大多信守承诺,不忘实现民主自由的初心,惜大多也因此历经坎坷而老去,幸存者无多矣。–2018年1月17日.

郭罗基:痴翁非痴——弔洪林

才弔呆公,又哭痴翁。我心忧伤,谁人与共?

痴翁与呆公同岁。去年11月,北京悼念呆公于浩成之际,痴翁李洪林正在医院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急通 Skype,我见他状况不错,为之庆幸。不料,仅仅过了半年,2016年6月1日,痴翁也随呆公去矣。

经理性的启蒙而投身革命

李 洪林,1925年生于辽宁盖平县的穷乡僻壤。家中四个孩子,夭折了三个,洪林是硕果仅存。生于贫贱,又当国难临头。“九一八”事变后,六岁的洪林跟着父母 流亡。东三省人唱着《流亡曲》涌入关内。《流亡曲》的唱词中有两句:“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洪林一家,浪迹天涯,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的十来 个省市。颠沛流离,学无定所,少年洪林养成了自学的习惯;生活困苦,命途多舛,又逼着少年洪林必须思考,思考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思考这个国家所呈现的社 会。

上大学,李洪林进入了西北农学院。大学是一个信息比较自由的地方。在这以前,他只知道国民党宣传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一个政党”。现在他知道,除了这“一个”,还有另“一个”。学校的政治课是《三民主义》,听起来很乏味。勤于自学、善于思考的李洪林,想在“三民主 义”之外,找一找,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一找就找到马克思主义。李洪林“赤化”了。学长李殿成是他的启蒙者,但李殿成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1946 年6月30日,李洪林问李殿成:“我们到哪里去找共产党?”李殿成说:“我就是共产党。”李殿成是地下党特委书记,非但可以介绍李洪林入党,而且有权批 准。他严肃地对李洪林说:“你要记住这个日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生命。”但这个“新的政治生命”给肉体生命带来了危险。那时参加共产党,被 国民党抓去是要杀头的。李洪林认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一心一意为此而献身。他自称,当时的心态好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他在《自 传》中说:“我走的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经过思想上的理解,然后投身革命,参加组织。”参加革命还有别的什么道路?有的,那就是“打土豪、分 田地”的道路。

80年代 ,李洪林的“自由化”同伴们,也是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诸如已故的王若水、方励之、刘宾雁、于浩成,以及如今健在的阮铭、郭罗基等,都 是40年代在学校中参加地下党的青少年;年长一点的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胡绩伟、戈扬等,也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自由化分子”没有一 个是从“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打江山的时候,无产阶级分子没有几个,主要的成分是农民,农民中的先 锋是流氓无产者(即痞子先锋)。另外的重要成分是城市知识分子。共产党内起作用的主要就是这两部分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先锋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是为了翻 身,为追求利益而翻身。当他们翻过身来,又会把别人压在身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献身,为追求理想而献身。精神上的需要超过物质上的索取。这两部分不 协调的人,在共产党内演绎出许多惊诧的故事。

千里跋涉赴延安

李洪林入党后,积极投入学生运动。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全国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西北农学院也风起云涌。李洪林被推选为罢课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通电。他所主编的《农经通讯》,传播“反饥饿,反内战”的消息,引起校内三青团的注意。

1947 年下半年,时局紧张。地下党领导人李殿成离开西北农学院时,向李洪林交待任务,要他“独立作战”。年底,李洪林毕业,根据李殿成的通信指示“到农村去教 书”,到了郿县的乡村师范。他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地下图书馆,流转进步书籍,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这个地下图书馆被国民党派来的“教导主任”(特务分子) 发现,进行追查。李洪林担心案发,迅速脱身,离开郿县。

1948年11月,李洪林与李殿成冲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又横跨华北和西北两大解 放区,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到达延安的最后一站,有90多里路,他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早上路,走得特别快。太阳还没下山,远远望见宝塔山,李洪 林来到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心情激动,赋诗一首:

朝发甘谷驿,
暮见宝塔山。
辗转三千里,
毕竟到延安。

国 民党要抓他,没抓到。后来他被抓到了,投入监狱;抓他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李洪林可以逃脱国民党的追捕,却逃不脱共产党的整肃。我在十六岁的时候被 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六十岁的时候又被共产党列入黑名单。共产党倒没有抓我,而是把我放逐海外,二十四载,有国难归。有时,我想当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是幸 运的。他们没有经历被自己人撕咬的痛苦,也没有因理想失落而陷于悲怆。豪情满怀,死得其时。

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共 产党打天下的时候,一批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坐天下的时候,这些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地变成党内的异议分子。 党内的异议分子被清除出党,就成了党外的反对派。李洪林的自传,书名为《命运》。这就是命运,当年参加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命运,理想主义者不改初衷与世抗 争的命运。

起初,李洪林也是这个体制的代言人。50年代,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大跃进中,他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 《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1958年,“以钢为纲”,指标从535万顿翻一番,翻到1070万顿。为此,发动九千万人上山,砍光树木,砸 了铁锅,土法炼钢。劳力都去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而炼出来的“钢”全是无用的铁疙瘩。这种狂热的劲头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然而,1959年中共 中央又制定出1800万吨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在此时,李洪林受命于胡乔木,撰写这样一篇“鼓劲”的社论,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实际地在纸面上论证“十分”、 “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篇日后让李洪林想起来就脸红的文章。

李洪林在“反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而早先他还批判别人 的“自由化”。1964年3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署名为“本报评论员”(作者是黎澍)。这是鼓舞青年早日成才的励志 篇。起初,读者反映不错。忽然一道闪电,说这篇文章是提倡“只专不红”,于是展开批判。李洪林也加入了批判大军。1964年8月27日,他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必须把青年培养成合乎无产阶级需要的人才》,指责《让青春发出光辉!》是“在培养青年问题上的‘自由化’路线”。

现实在教育李洪林。这个体制总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对立面。

李 洪林在政治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是编辑内部刊物《思想界动态》。武汉华中工学院的学生张治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洋洋三万言,反映他在家乡看到的“三面红 旗”在农村造成的灾难。中央办公厅将信转到政治研究室。李洪林认为信的内容很重要,应当让中央领导人知道。于是摘了几千字,编发《思想界动态》1959年 第14期,并送到庐山会议上。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善观气色,立即扣押不发,还打电话到北京,要政治研究室收回全部刊物。消息传开, 都说李洪林出事了。接着,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李洪林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据说,给毛主席写信的张治水是“小彭德怀”,李洪林配合“小彭德怀”向党进 攻。《思想界动态》停刊,李洪林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为了纠正“右倾”思想,让他接触实际;但接触实际以后,他的思想却越发“右倾”了。

李洪林在农村看到的是一片衰败景象。人民公社成了农民的牢笼。农民外出要饭还得经公社批准,农民非但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连要饭的自由都没有,完全成了束缚于土地的农奴。

1962 年,毛泽东感到大事不妙,严重的问题是难以了解真实情况。他要8341部队(警卫团)的战士回家探亲后每人写个报告。他又向几个省派出调查组。田家英负责 的调查组到了湖南。李洪林在田家英的领导下进驻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刘少奇的家乡。这个地方大跃进以来饿死很多人,有的农户死绝了。活着的人勉 强糊口,食不果腹。有一次,他访问一个六口之家,男人病在床上,女人在做饭。锅里煮的是青杏加麸皮,没有一点粮食。四个孩子围在桌子旁,桌子上是一堆稻 壳,孩子们正聚精会神地从中寻找碾米时遗留下来的稻粒,找到一粒,赶紧往嘴里送。李洪林自责:“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可怜的孩子?”

调查组由李洪林执笔,如实写了一个报告。田家英认为这个报告把大跃进的破坏作用说得很透。报告送上去,毛看了非常恼火,把田家英批了一顿。田家英是有担当的,把责任拦在自己身上,保护了李洪林等人。毛派人去了解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报上来又触犯了逆鳞。

从 湖南回北京后,李洪林的内心冲突很激烈。入党的时候誓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农民搞得没有饭吃,这就是社会主义?最痛苦的是不能说真话,假话盛行。 他不能昧着良心讲假话,所以决心告别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作,把历年的藏书除了几本线装书都卖了,要求调动。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李洪林又随大 流成为研究人员。入了行就难以脱身。

反对“现代迷信”

唐山大地震后,李洪林被调去做救灾 工作。运送救灾物资,第一要紧的是毛的小红书和石膏像,粮食和药品还在其次。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防止“恶毒攻击”,维护秩序也在其次。一个老汉不小心打破 了毛的石膏像,竟被枪毙。毛的追悼会上,没有眼泪也要干嚎几声。凡此种种,在在皆促成李洪林的深度思考:领袖和人民的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洪林的本职工作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兼职是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而他全神贯注的是写文章,投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说: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理论上的“闯将”。李洪林是这批“闯将”中的先锋。

华 国锋作为继承“伟大领袖”的“英明领袖”,无以服众,只好乞求毛主席的亡灵,祭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 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继续禁锢思想、反对变革、堵塞前进的道路。胡耀邦主导的真理标准讨论,是破两个“凡是”的 法宝。只要亮出“实践检验”,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的指示就算不得什么金科玉律了。但毛主席本人还是尊神,碰不得的,议论一下都不行的,议论、攻击毛主席 是要当“反革命”的。真理标准讨论解放了思想,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又停住了。

1978年初,李洪林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科学和迷 信》。他后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写过一篇批毛的文章《科学和迷信》。我觉得如果不从毛泽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中国不可能从泥坑里爬出来,真正走上现 代化的大道。”(《百年话沧桑》)但文章的内容还说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毛主席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迷信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解放思想的历程是很艰难 的,不能一步到位,把话说穿。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人民日报》犹豫不决,有人主张发,有人主张不 发,结果还是不发。

真理标准讨论发动后,形势有所变化。《中国青年》复刊,向李洪林约稿。他将《科学和迷信》改写为《破除迷信,掌握科 学》。文章经胡耀邦看过,建议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提出了“现代迷信”的概念,针对性更强。当时第二号权势人物汪东兴,指责《中国青年》 不登华主席的题词,没有“高举”,勒令查禁。有人把整个一本杂志分页贴在西单民主墙上,让大家公议。群情汹汹,汪东兴不得不收回成命。经过一番较量,《中 国青年》声名大振,特约评论员文章和“现代迷信”的说法不胫而走。

思想解放派有一个策略,叫做“一点一点往前拱”,不能得寸进尺,得寸进寸总可以吧。

《中 国青年》的主编关志豪,派了一个编辑名叫程祖旋,远道来到北大,向我约稿。他说:“现在从‘迷信’拱到‘现代迷信’,能不能再往前拱一拱?”他们从10月 份的《光明日报》上看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造神运动”的概念。他说:“能不能从‘现代迷信’拱到‘造神运动’,再拱出神是毛泽东?”我说:“可以 呀!”欣然领命。

文革中,我长久的思考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 悟。1967年6月8日,北大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 思想启蒙。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家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 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我提供了一 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 思,狂热鼓掌。这一点,是我一生中聊以自慰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我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赶浪头,而是有所表示的。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 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 元梓得了一个外号,叫“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中国青年》的 约稿正中下怀。但我要谨慎小心,弄不好会被北大的保守势力揪住辫子,翻出老账,说我有“反毛主席”的前科。我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毛泽东 说:“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吗?那么,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本身能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不能”,理论就不彻底了,怎么说服 人?如果说“能”,那就不能禁止人们议论、批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所以我的题目叫做《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理论要彻底”也是来自权威——马克 思。他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中第一篇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交稿后,《中国青年》又不敢发表了,说是“太露骨”。

这就来到了理论务虚会。理论 务虚会实际上的灵魂人物是于光远。六个组的“闯将”们,每天晚上都三三两两地到他的房间进行串联,交流信息,讨论进程。在系统清算了两个“凡是”之后,大 家认为,下一个主题应该是针对两个“凡是”所维护的尊神毛泽东。我说,我写了一篇批判造神运动的文章,没处发表。有几个人就说,我们到会上去“加温”。几 天之内,各个组都在讨论共产党1949年以后的左倾路线和毛泽东的责任。传出去就是外电报道的中国“非毛化”。李洪林和王若水作了长篇发言;李的题目是 《领袖和人民》,王的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崇拜》。

我本来也要在会上发言。张显扬、王贵秀看过我的文章后,建议 交《红旗》发表。《红旗》本是“凡是”派的阵地。主编熊复在会上作了检讨。张和王的意思是拿这篇文章去试探一下,他是真认错还是假检讨?熊复接到文章后, 不说发还是不发,而是“送审”。一般情况下,“送审”总是凶多吉少。这是矛盾上交,推卸责任。这一回,“送审”的是中宣部长胡耀邦,有点不一样。过了几 天,传下话来,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红旗》不得不奉命发表,刊登在3月5日出版的第3期上。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说了毛主席、毛 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成了“反革命”,以至坐牢、杀头。我免当“反革命”了。但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形势逆转,我的文章还是成了“大 毒草”。

1998年6月李洪林(右)和郭罗基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李洪林、王若水的发言全文刊登 理论务虚会的《简报》。按规定,《简报》不得外传,实际上传得很广,还流行手抄本。为了冲开禁锢,人们渴望得到新思想、新观点。《简报》传到辽宁,推动了 张志新案的平反、昭雪。任仲夷主持的辽宁省委,正在重审张志新案,主张平反的和反对平反的相持不下。看了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主张平反的人们直起腰来, 说: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李洪林、王若水就该枪毙;既然李洪林、王若水可以在理论务虚会上大放厥词,张志新就该平反。张志新有什么错?不过是讲早了。张志 新的平反,追认为烈士,又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

1980年9月18、19日,《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发表了李洪林的《领袖和人民》。其 中核心论点“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起了震撼作用。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被判刑的,大有人在。他们纷纷从监狱或劳改场所 转辗传出信件,托亲友寄给李洪林,要求为他们伸冤。李洪林把问题归纳一下,附上原件,寄给邓小平。邓批示:“请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要求公安 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限期报告处理结果。结果出来了,共有200多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有一次,胡耀邦遇到李洪林,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 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这是李洪林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出的一大贡献。
李洪林有三大贡献

李洪林还有两大贡献。

理 论务虚会原计划分两段进行,第一段由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第二段扩大到全国的理论工作者。第一段进行的时候,引发思想解放的核爆炸,震动京师,远播 四方。会议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有两条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照他的指示讨论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却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 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象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邓小平与胡乔木合谋,将“五个否定”改造制作为“四个坚持”。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后,理论务虚会草草收场。邓 小平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这个讲话违反了他自己参与奠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导致左倾路线回潮。

在讨论邓小平的讲话时, 我们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心情非常郁闷。当时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他所说的“四项基本原 则”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对。我们这些“闯将”一时无用武之地。对邓小平的讲话既没有拥护,也不表示反对。我记得李洪林在会下说:“我们要想想办法,总 能想出办法来的。”5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家眼睛一亮,为之叫好,还是李洪林想出办法来了。“坚持什么样 的社会主义”,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但没有否定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大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写四篇“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胡乔木说:李洪 林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的党委告状了,他们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稳定了学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发,全都冲乱了。冲得好!

邓 小平讲话后,引发“说三道四”的斗争。有人“说三”,说三中全会的精神;有人“道四”,道四项基本原则。李洪林的文章是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解释四项基本原 则。他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纳入“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轨道, 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在顿挫中继续前进。

1979年初,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向李洪林约稿。李洪林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的禁区》。编者将题 目改为《读书无禁区》,作为创刊号的首选。文章面世后,有人热烈欢迎,有人猛烈反对,总之是激烈争论。《读书》杂志将不同意见同时发表,吸引了广大的读 者,初创即打开局面。首印五万册,被抢购一空,又加印五万册。无论如何,“读书无禁区”成了《读书》杂志的独家招牌。
读书有没有禁区?问题的实质 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人民有没有出书的自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即出版自由。如果出书有禁区,所读的书已在禁区之中,高喊“读书无禁 区”有何意义?与此相关,还应当是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即新闻自由。这些都是人民理应享有的信息自由。本是公民社会的常识,在中国却是大问题。所以, 是中国的现实赋予“读书无禁区”以重大的意义。而且,自1979年以来,这一口号以及它引起的争论,至今余音不绝,就因为中国的现实没有多大改变。如今阅 读已延伸至互联网,现代科技便于信息的自由传播。道高又推魔高。中国发明了“挡火墙”,把大量信息当作野火挡在墙外,中国人只能限在墙内上网。争取信息自 由——读书无禁区,出书有自由;读报无禁区,办报有自由;上网无禁区,建网有自由;还将是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目标。

痴心自由成囚徒

邓 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三中全会之后刮了一阵逆风。但思想解放的潮流强大,1979年下半年,还掀起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顶风前进。到了1980 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的口号,则是调转了枪口,扼杀思想解放运动,一个一个收拾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闯将”。其原因,一是“凡 是”派完了,“飞鸟尽,良弓藏”。而且,思想解放派的言论往往矛头向上,他们同样也要将实践标准用到邓小平身上,是潜在的威胁。二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刺激, 自由化思潮构成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峰理论务虚会被说成“自由化之源”。1981年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自由化思潮不是很容易就能压 下去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拉锯。直到1989年,自由化思潮演变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邓小平调动军队,实行武器的批判, 才结束了“反自由化”的一个周期,而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此寿终正寝。

“反自由化”的第一个回合是1981年批判电影《苦恋》以及白桦 的电影文学剧本《太阳和人》。1982年,就轮到理论界了。3月,中宣部召开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座谈会,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是筹办者。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 重,作了一个开明的讲话,鼓励大家“敢想、敢说、敢写”,许诺实行“三不主义”,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发言,说:外界盛传郭罗基被 调动,限期到南京大学报到,否则将户口强行迁出北京。“如果传闻属实,理论工作者怎么能敢想、敢写、敢说呢?郭罗基不就是前车之鉴吗?”邓力群拿着刊登马 沛文发言的简报,向邓小平告王任重的状,说这个座谈会鼓励“自由化”。邓小平一听大发雷霆,当场拍板让邓力群接管中宣部,而且让邓力群本人通知胡耀邦立即 执行。邓力群发动了一场政变,理论工作座谈会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变调,成为“反自由化”的批郭大会。前不久,胡乔木摔出一顶帽子: “郭罗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邓力群要李洪林整郭罗基的材料。李拒绝,他说:背着本人整黑材料是不正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应该再这样干。上海 有一份座谈会记录,反对中央“反自由化”的决策。邓力群又要李洪林去查问发言者的名单。李洪林再次拒绝。邓力群将李洪林免职,但不让他离开中宣部,而是渐 渐消磨地整人。

1983年,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邓力群作补充报告,他点名“清除精神污染”的重点 人物是六个:周扬、王若水、胡绩伟、李洪林、郭罗基、阮铭。“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维持了28天,即中道崩殂。中宣部却揪住李洪林不放,开了五次大会,进 行批判。不屈的李洪林据理抗辩,批判完了,没有结论。邓力群这才允许李洪林离开中宣部,但要他去外地。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是改革派人物,他欢迎李洪林去。李 洪林的命运和我不同,我在南京受软禁,他在福建却受重用,担任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

1989年天安门运动高潮期间,李洪林正在北京。5月14日,他参与了戴晴发起的十二知识分子行动,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事后,被陈希同的“平暴报告”诬为“火上加油”。他在福建被官府捉将去,押送北京,关了将近一年。

他在囚禁中度过64岁生日。回首往事,免了国民党的牢狱之灾,却成为共产党的囚徒。感慨身世,作《六四吟》一首:

科学异化成迷信,
理论升华为风云。
钟情不悔衣带宽,
忧国竟陷罗网深。
长夜孤灯伊人泪,
万里河山儿女心。
四十三年成一梦,
劫后空余百创身。

80年代的“京城三愚”,于浩成的“呆公”、郭罗基的“迂夫”都是别人取的外号,唯李洪林的“痴翁”为自号自嘲。虽自云痴,非寻常痴,乃痴心不改、痴情不移之痴。待到“劫后空余百创身”,犹有“钟情不悔”,岂不痴哉!

自由化自有后来人

90 年代,介绍李洪林入党、并一起奔赴延安的李殿成,问:“你看这个党还像当年咱们苦苦寻找的那个党吗?”问句中已经包含了答案。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完成了 共产党的专制化。我们这一代自由化分子,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之后,又反对共产党的专制。在“反自由化”运动中,昔日忠诚的共产党员被共产党清除出党;也可 以说,在理想主义者身上清除了腐败的共产党。历史提出的任务是不会轻易消失的,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需要几代人为之付出努力。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会有一 代又一代的后之来者。中国的崛起,不在GDP,不在航母,只有一个自由化、民主化以至全面现代化的中国出现在东方,才可以说真正崛起了。

自由化分子李洪林,安息吧!

2016年6月
于美国奥马哈

《争鸣》2016年8月号

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网易 | 2013-04-20 10:27【转载】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本文转载自铮铮铁汉《〔转载〕胡耀邦的下台在于他坚决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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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耀邦(一看就是个好人)一九八五年前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子女大都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父辈或家族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响应并身体力行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中的胡乔木儿子仗着自己老爸在新闻出版界的生杀大权,打着办杂志的晃子疯狂敛财。胡乔木的儿子涉嫌犯法后,案件请示报告送到了胡耀邦案头。报告写到因办案人员不能进入首长驻地,无法调查取证,以致案件被长期搁置。报告请求下令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当时的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一个敢在这份报告上落笔批示,胡耀邦独自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之后,有关部门开始行动。考虑到那位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为了避免因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办案人员趁其到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
当天,办案人员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数量之大,要用麻袋来装。公安人员还带走了当事人。此事件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这名政治局委员是胡乔木,犯案的是其长子胡石英。事隔一天,中共政治局开会,胡乔木提前来到会场,大发脾气,厉声质问:〝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逮捕我的儿子?〞胡耀邦解释:〝三个部门要求立案审查,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结论出来了再说吧。〞继而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后才决定逮捕法办,不过只被判刑一年半,随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如果不是胡石英事件,左派老人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还不至于发展到逼迫邓小平等不到十三大召开的地步,特别是当时的陈云,虽然从来就没有对胡耀邦真正信任过,但无论是在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陈云开始都是不赞成采取非常手段的。所谓非常手段就是不经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的中央全会召开就让党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中途出局,陈云认为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严重不正常的表现。所以如果没有胡石英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陈云还是邓小平,甚至是当时邓小平身边的理论佞臣胡乔木、邓立群和同时周旋于邓、陈两位大老之间的另一位佞臣薄一波对胡耀邦都还是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态度,计划等到一九八七年秋季的十三大安排胡耀邦体面退位。而恰恰是胡乔木之子被胡耀邦亲自批捕事件导致保守派老人们一致感觉到了胡耀邦简直就是他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为儿子非法敛财导致在中南海里的居家受到北京市公安局干员的搜查之后,胡乔木曾分别到陈云和邓小平哭诉自己这位堂堂政治局委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邓、陈两人虽然没有当面表态要为胡乔木〝讨回公道〞,但至少是由此事感觉到了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家里已经游走于政商之间从而迅速致富的子女们的安全开始受到潜在的威胁,今天的胡耀邦可以根据下面的举报下令抄了胡乔木的家,明天就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当时的中共党内老人一度鹤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警告自己身边人士和子女们: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说,还天不怕地不怕,你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日后在胡耀邦下台的所谓党内生活会上,薄一波给胡耀邦罗列的罪状之一就是他在担任总书记这几年,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陈云在胡乔木状告胡耀邦之后虽然当面没有做任何表态,但日后却当着几个中顾委副主任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面评论过胡耀邦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大意是他们两人原来的矛盾并没有超出正常的党内生活范畴,观点不同罢了,但下令查抄政治局委员的家,让北京市的公安干警进入中南海搞什么〝执行公务〞,矛盾的性质就变了。乔木同志的儿子犯了国法,正确的作法应该是通过党内正常渠道先找乔木本人谈话,那怕是让他在党内就教子无方作检查也行,但同意北京市的民警进到中南海抄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家,这是来者不善。
当胡石英被胡耀邦批捕入狱后,邓身边的喽啰们曾经对外放风说,石英在〝四人帮〞当政时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小平同志送过材料的,他胡耀邦打狗也得看主人不是?当时的中共党内几乎人人都知道胡乔木在一九七六年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有过一段不光彩的经历,那就是主动向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痛哭流涕地做检讨,声称自己〝思想上一时糊涂上了邓小平的贼船〞。邓小平二次复出后对胡乔木的如此恶行不但没有追究,反而还在政治上对他加倍重用,委以政治局委员高位,箇中原因就是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前的胡乔木曾是明里向〝四人帮〞做检讨,暗中又一直在搜集〝四人帮〞的黑材料,找机会递到毛泽东手上,同时也曾派自己的儿子胡石英秘密送到邓小平家里几次。是不是因为邓小平一直惦记着胡家父子的这点好处,所以当时的胡石英虽然被批准逮捕并判刑,但从被公安人员从家中带走到被办理〝保外就医〞,他满打满算就蹲了两个多月的拘留所。
胡耀邦在历史上站起来
胡耀邦在当年保守势力的攻击中倒下,却在历史上站起来,更成为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一面明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就敢于触碰最为敏感的权力制衡问题,强调必须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监督制度,防止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一九八五年,胡耀邦毫不妥协地下令搜查一名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涉嫌贪腐案,坚定行动震动中南海,震慑了一批贪腐谋私的高干子弟。胡耀邦曾说:「抓反腐宁可得罪个别人, 不可得罪十亿人」「宁可一家哭, 不可一路哭」。显示他反腐尽早尽快下决心,以避免腐败像癌细胞大面积扩散的思路。
胡耀邦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深得民心的总书记,他在任期间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亲自批阅人民群众来信两千多件,访贫问苦足迹遍布全国二千多个县中的一千六百多个,其真正深入基层,真情真切关心民疾苦,力推真正的富民政策,留下了永久的人格魅力。
尤为敬佩的是胡耀邦的廉洁,他有兄姐九人,亲戚中却无一个人靠他迁入城巿,全都留在老家浏阳务农。作为胡耀邦亲外甥曾德威的儿子曾维信自食其力,在深圳卖报营生十七年,「没沾过总书记一点光」。

《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

2016-10-08 我讲的历史你别信备用号

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 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我觉得郑仲兵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 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

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叶剑英也是支持的。所以“西单墙”办的很兴旺。一些人虽然不高兴,也没有办法。然而魏京生这个大字报是个转折点。1月下旬,彭真把这个大字报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一下子火了。结果,不但魏京生被抓起来,“西单墙”也被取消了。这个事情是胡耀邦告诉我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之后不久,胡耀邦把我和阮铭找去帮他搞一个文件。我们说魏京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判了15年,怎么能这么处理?太重了。胡耀邦说,我也不赞成,但这是小平定的,我也没办法,彭真拿着魏京生的大字报去找小平,把小平说服了。

促进邓小平转变态度的因素,当然不光是魏京生的大字报。不过这张大字报很像足球场上的“临门一脚”,把比分扳过来了。当时上海、四川等地纷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我们这儿办不了公了,乱套了。这些告急电报都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所以,如果说魏京生贴大字报是“临门一脚”,那么社会上的乱象就是足球场上的混战。这场混战刚好使足球滚到了魏京生跟前,这才成全了他的“临门一脚”。

那个时候是中国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也是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压制了几十年的矛盾,一下子松开,当然什么都要泛起了,这是难免的。那个时候有一种说法是“四过头”:“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了社会秩序混乱。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了思想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了阶级阵线的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抓住这种“四过头”的说法,指责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正好在这个时候,务虚会上刮起的思想解放的旋风席卷全国,所以这个会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务虚会复会的时候是三月下旬。这时,事情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华国锋要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改成邓小平讲话。其实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别人起草,他们拿到会上去念,谁念都一样。但这次却不一样,因为政治风向变了。原来我给华国锋起草的稿子,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所以另外给邓小平专门成立一个新的起草组(吴江,我,滕文生,宋振庭),由胡耀邦和胡乔木带领,到邓小平家里听他的指示。

这次邓小平对我们谈话的调子,和他先前“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的指示完全相反,是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上的乱象,一方面批评党内,就是他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那个意思,同时也批评了理论界。他整个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想,政治家转弯真快!说变就变。我还发现邓小平真是“钢铁公司”,绝对的一言堂。连胡耀邦到他面前,都不可能有二话,更不要说别人了。记得1962年我随田家英去湖南调查的时候,毛泽东曾在武汉接见调查组。他看上去一点架子都没有,谈笑风生,大家毫无拘束。可是到了邓小平跟前,只能规规矩矩接受指示。这两个人都是扭转中国历史的领袖人物,都是说一不二的“一言堂”。邓小平是表里如一,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然而毛泽东这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看起来却是那样慈祥,那样平易近人!难怪田家英生前长叹:“伴君如伴虎。”毛的城府如此之深,真是深不可测!

这个新起草组从邓小平家出来之后,再就没有事了,根本就没有开过会。邓小平的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一个人给他写的,连起草组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一直到人民大会堂听邓小平讲话时,才知道它的全文。

邓小平白天刚刚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来京参加务虚会的各省宣传部长马上连夜把这个“新精神”传回本省,于是全国的风向立刻变了。我在河北呆过,听河北的朋友讲,省委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刚发还给社员的自留地,又收回了。

如果用左右摇摆来形容中国政局的话,就是“左易右难”。往右摆,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往左摆,如顺水推舟。就跟弹簧门一样,总是向着左边,你要往右拉开一点很费劲,可是你一撒手,它马上就弹回去了。其实“左比右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左是“正路”,“宁左勿右”就是党性强。“四人帮”往左边跑得太远了,搞的太厉害了,所以叫“极左”。因此才要“拨乱反正”。什么是“正”?左就是“正”。就是这么个局面。邓小平的讲话,中央根本没有讨论过,他个人拿出去就讲,却比中央正式通过的三中全会决议更有权威。一篇个人讲话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做出决议,自然没有法定效力,然而却能风行全国,可见党内左的传统是多么深厚,可以说已经成为这个党领导骨干的本能。

文革中有一句“表忠心”的流行语:“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到血液里”。在毛泽东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高干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党性”特别强,听到风就是雨。三中全会刚刚使中国进入温暖的春天,“四项基本原则”掀起的反右风暴就横扫中国大陆,政治形势很快就逆转了。

第二个《历史决议》我认真看过,还参加了中央组织的传达组到河北省传达过。我分到沧州地区,在全地区三级干部大会上讲了两次。第一次讲中央人事更动,集中说明胡耀邦对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贡献,当选党的主席是众望所归。第二次针对与会者强烈反映的左倾流毒,着重讲解三中全会路线,支持大家解放思想,批评了农村的左倾回潮风。但我没有传达邓小平反复强调的 “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

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就是为了文过饰非而掩盖历史。写历史要有“史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是我们中国史学最可贵的传统。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所以,不论第一个《历史决议》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都是为当时领导者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当初我参加起草组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现在才明白过来。

来源: 五柳村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14日 | 责任编辑:左小刀
李洪林(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副局长)


*本文为李洪林先生的一个发言,经《往事》整理后印发和由五柳村上网。复为共识网转发,左小刀是共识网的责任编辑。–五柳村编者,2016年10月9日。

李洪林:朱厚泽的精神财富

中宣部从来都是这个党管制全国人民思想的工具。但胡耀邦和朱厚泽当部长时却是例外,他们两人都要把它办成思想解放部。然而大局不变,这种良好愿望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两位深得人心的共产党员都是因为不得志于本党,以致抑郁而终。

至今,朱厚泽在部长任内所倡导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仍为人们所乐道。这是朱厚泽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在政治上为受压的思想界争取最大自由空间的策略。作为中宣部长,这是他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了。

实际上朱厚泽并没有停留在共产党一个领导干部的水平上,也没有满足于从政治上争取“三宽”。他的思想早就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即使已经被排斥到边缘,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往前走。从他的大量遗稿来看,这位政治家留下的精神财富,足以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骄傲。只是长期以来,这一点不为世人所知。虽然他有深刻的理论思维,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三宽”部长的政治形象。这种理论和政治的脱节现象,正是钳制思想自由的“中国特色”之一。他生前曾经谈到这一点:“很多的文件都是折中的,都是妥协的产物,因为要让大家都接受,所以文件都具有不彻底性。只要是文件,就是如此。”“思想家的东西只有在他自己的著作里能够比较真实地体现出他思想的彻底性来。”

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在他未来得及发表的遗稿里,果然表现了这种思想的彻底性。他对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且有惊人的见解。

邓小平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是不可冒犯的禁区。但是朱厚泽却在遗稿里,对许多所谓“经典”原理都提出质疑,或者干脆把它推翻。本文仅举数例。

推翻《新民主主义论》

中共党内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好的,如果夺得全国政权以后,一直实行“新民主主义”,中国就不会走那样长的弯路了。包括赵紫阳在内,都持这种观点。

然而朱厚泽却超过了他们。他说:

“紫阳作为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正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但是,要从思想理论上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

他的理由是:

第一,时代判断错误。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边讲,二十世纪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这个时代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更加发展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却崩溃了。

第二,领导权的错误。“新民主主义”的“新”,在于“无产阶级领导”。这种“领导权”的思想,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朱厚泽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要打问号。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担负治理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部分人负担更加沉重的体力的和其它的劳动,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得到优惠并且作为这种文明体现的,恰恰是当时的上层人物,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都是上层人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阶层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第三,革命前途是错误的。毛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的“社会主义”。朱厚泽说:“我们吃这套‘社会主义’的亏吃得太多了。”

第四,从“革命”的结果来看,有人认为,我们作为民族总算是站立起来了。朱厚泽指出: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的一九四五年,那时不但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至于四九年的建国,“那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中央决定个什么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汇报,要得到那里点头,你独立个什么?!”“至少在建国初期,中共事实上是苏共的下属。”

据我所知,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深刻的批判。在此以前,党内左派和右派在毛泽东的问题上虽然有很大分歧,但对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却一致肯定,认为他“革命有功”。

邓小平在起草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最关心的不是毛泽东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而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而他之所以能把毛的旗帜再度强加给全党,也就是靠毛“革命有功”,靠“新民主主义论”还能被全党所接受。

如今朱厚泽把“新民主主义论”的根子给刨出来了,用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精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前提到实践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原来毛泽东用来吸引人的“新民主”,乃是骗人的假货。其中“民主”只是手段,只是外壳;那个“新”字才是目的,才是核心。什么是“新”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其实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党的领导”,而这个“党的领导”,也就是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是自从一九四三年中共在延安把“最后决定权”交给毛泽东以来,七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天经地义。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灾难,中国人民太熟悉了!如果追根溯源,奠定这些灾难的理论基础,正是“新民主主义论”里面那个“新”字。朱厚泽第一次把它的外衣揭穿了,这是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解剖“党文化”

作为已经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执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跳出权力的腐蚀,毅然和“党文化”决裂,并且反过来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在阳光下解剖给大家看,这是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给人们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

“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依靠政治高压,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用集体的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全社会的控制。朱厚泽是把它和启蒙作为一组对立物来研究的。“对启蒙来说什么最重要?个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而‘党文化’呢?讲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他认为,“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并且批评了周扬把延安整风当作“思想解放运动”的说法。而且他还有一个语惊四座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因为“党文化”从整体上消灭了个性和自由,把中国人全都控制起来了。他说:“当初,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以“山之骨”自励的朱厚泽,对“党文化”深恶痛绝:“‘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能够形成四面八方的渗透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人们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处冠面堂皇地表演,实际上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朱厚泽剖析了滋生这种“党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人是从农村底层来的,这些人知道的党就是帮会。至于现代政党,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人一讲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该坐天下,他认为结党就是干这个的。他怎么知道工业文明社会中的议会民主,政党之类的东西?”他指出:“‘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但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有的是非常落后的东西,可以说是乌七八糟。有的在国民党时期也是令人不齿的东西,竟在共产党那里又死灰复燃。解放初期,南下干部里面,有的带着自己一班子人,炊事班长成了粮食局长,此类事情不胜枚举,说明什么?说明农耕文化的宗族、帮会之类的观点在起作用,并通过武装斗争推向全国,发扬光大。”

经过几十年曲折的道路,虽然今天中共整体的文化素质略有提高,掌权者也终于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但是与现代文明不容的“党文化”依然存在,所以朱厚泽说:“改造‘党文化’的难度很大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了。”

既不“社会”也不“民主”

被排斥在政治核心之外的朱厚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正因为远离政治,他在理论领域也就可以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没有必要躲躲闪闪,转弯抹角,以免误触政治地雷,也不必披红挂绿,粉墨登场,去讨好官方了。

应当怎样认识当今中国社会?这位“山之骨”的回答真是掷地有声。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朱厚泽用八个字把它们的外衣剥个精光:“既不‘社会’也不‘民主’。”这简直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的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

朱厚泽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如下说明:(原文不长,晓畅易懂,另加解释都是多余的。)

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普适价值——五个一般

朱厚泽不但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同时也没在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旁边停下脚步。他已经跳出历史唯物论所推演的“五种社会形态”,而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归宿概括成“五个一般”,并且用它作为中国的走向。

因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所有的“社会主义”,至今都不过是一种理想,并未经实践证明。恰恰相反,已经有过的实践,不论共产党执政还是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都陷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的泥潭,更不要说政治独裁和思想禁闭又扼杀了整个社会的生机。所以它们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包括“社会主义祖国”原苏联在内,全都回过头来重新踏上人类文明的正道了。虽然有几个国家还硬着头皮挂着“社会主义”招牌,那只是为了维护“法统”。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上台的。 其实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早就靠资本主义过日子了。这都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朱厚泽没有对它多费笔墨,而是直接把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的未来。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走向,朱厚泽根本没提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五个一般”: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民主法制国家一般,

第三,公民社会一般,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一般,

第五,当代人文精神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荣)。

这五个“一般”其实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达到这“五个一般”的过程。这“五个一般”是不是已经准确地概括了现代文明,当然还可以研究,另外,每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路程,也都会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点,总是共同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朱厚泽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句话就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实质: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包括领袖人物和理论家,从来无人涉及,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没有任何人达到这个高度。

衣带渐宽终不悔

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其实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其中有改良,有革命,有和平演变,有武装斗争。从社会发展方向来说,有时进步,有时倒退,或者某个方面有进步,而另一些方面在倒退。一般说来,科学技术层面的东西,总是或快或慢在进步,而经济,政治和文化,却是有进也有退。尤其是中国政治,一百多年来,在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所以总是反复无常,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用强力勉强维持一种高压下的“稳定”而已。其实这种“稳定”,只是在给更猛烈的爆发积累能量,当然谈不上“和谐”。这种“中国特色”,如果用“五个一般”来衡量一下,只有“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这两条,多少还有些共同之处。而“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和“当代人文精神”这三条,就很难找到什么共同的东西了。所以,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许多方面,距离现代文明还相当遥远。

朱厚泽是共产党内的异数。所以这个党容不下他,然而他一直没有忘记参加革命的初衷,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始终关心国家命运,虽然被丢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二十年,但他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即便坐在冷板凳上,仍然为国家的前途煞费苦心。他始终不渝地盼望中国能真正开始全面改革,尽快和平地转变为宪政民主国家,早日进入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殿堂。

然而现实却使他失望:“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要实现真正的转变,我不持乐观态度。原因是它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还特别受到利益的干扰。”

在这里,他又表现出政治家的明智和“三宽”胸怀:“我们不是主张越乱越好的,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没好处。”“我们不主张推翻重来。但是,要改良,要改革,必须是领导要接受群众的要求,要响应社会内外的要求,如果领导人不接受,改良改什么啊?”

据他估计,“在内外压力下,当今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不会没有改变,这些改变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我们也是欢迎的。”他担心的是:当政者“由于利益的制约,如果始终跳不出来,那么这种改变,常常会落在整个形势的后边。这样就会进一步促使矛盾的激化,而且还可能酿成新的事件。”然而历史脚步不可阻挡,社会如果不能和平演变,就只能酿成暴力革命,整个社会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朱厚泽说:“我们是促进派,即促进社会的变革,我们都是改良主义者,不是革命家,解决制度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求在一天内完成,也不是要求一句话,也不是说让政府散了架不管就行了,而是要有步骤地推进政治改革。”

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底线,是真正实现宪政民主。不过他很清楚:“从根本上要解决一党专政的体制。现在我还看不到这个前景。而不从根本上转变,矛盾就很难解决。”

他对中国的前途,可以说有信心也有担心,有决心也有耐心。万恶的病魔在朱厚泽最后的时日里,对这位终生宽厚待人的长者进行了可怕的折磨。他就是带着这些未了的心情,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和朱厚泽没有共过事。他出掌中宣部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不过彼此都知道名字,算是“神交”吧。后来有些见面的机会,相聚的时间也不长。我原来对他的了解,也就限于“三宽”。

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发现他有许多遗作。原来他在精神上如此富有,在思想上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不单跳出了毛泽东的樊笼,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框架。实在难能可贵!可惜这些著作面世太晚了,当人们看到的时候,它的作者已经永远离开人间,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为寻求真理而切磋琢磨了。这真是思想界的悲哀!